要旨：從1935年至蘆溝橋事變後一個月，國軍高層的戰略方向及作戰準備都是以華北為重心，此有許多當時史料為證。但此戰略方向在1937年8月10日後短短數天內開始轉移到淞滬方面，一直以來少有合理的解釋。
1960年代開始，有所謂「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出現，主張日本機械化部隊從華北直下武漢的威脅讓最高決策者臨時更弦易張，遂有戰略軸線的轉換。但此說未曾提供有力史料說明國軍高層對此威脅的認知與討論，亦未分析日本機械化部隊的實力，更將國軍原先兩年多的戰略準備模糊化避而不談。
本文主要目的乃以對日本史料的詳細分析來針砭「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無史證支持的根本謬誤，次要目的在於側面說明中日戰爭直前國軍戰略以華北作戰為重的準備──不管當時缺乏情報與否──並非偏離當時戰略局勢實情的的盲目構想。
一、前言
近年在對中日戰爭史事的論述中，時常可以看到「軸線翻轉說」（註01）的支持者往往會提出「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認為中日戰爭初期日本機械化部隊對國軍準備於華北作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構成重大威脅，以證明從南北軸線翻轉為東西軸線「引敵東來」的不得不然。
例如，郭岱君在《重探抗戰史》中討論中日戰爭大戰略的形成時就稱：「日本的機械兵團在華北平原暢行無阻，能輕易南下武漢，把中國一切為半，中國最精華的地區盡入日本之手，這場仗就很難持久。」（註02）郝柏村也有類似論述，他在《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中提到七七事變後，日軍在華北從北向南：「....其快速部隊一兩個星期就能打到武漢，將中國攔腰截為二段。」（註03）
這些論述大多沿襲陳誠在其回憶錄中的說法，而「軸線翻轉說」支持者們往往也援引陳誠回憶錄做為史料之用。陳誠回憶稱他在中日戰爭之前即主張引敵東來，並在淞滬會戰初起時對蔣中正再度建言應在上海作戰，原因是他認為：「 ... 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鐵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失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註04）
不過，近來學者考證，認為陳誠回憶錄中的說法與戰爭當時史料中陳誠的實際主張有相當大的差距：開戰前半年，陳誠贊成參謀本部計畫集中兵力於華北抗敵；1937 年 8 月上旬，陳誠致蔣中正的多封電報仍主張主力在華北作戰，並奪回失陷的平津；淞滬會戰開始之初，他在日記中記載向蔣中正進言認為淞滬作戰在政略上有價值但於戰略不利。（註05）這個有所差距的現象，基本上和許多回憶錄偏離檔案資料的現象類似，或許是多年後將不同時期的記憶或想法混為一談，或許是執筆者尋求政治正確、迎合回憶錄出版時的主流主張，又或許是回憶者為己表功。不論如何，根據中日戰爭當時的史料，陳誠和參謀本部及德國顧問團意見相同，在中日戰爭之前及初期都主張在華北作戰；另一方面，1937 年 8 月上旬，陳誠自己嫡系的十八軍也正由粵漢及平漢鐵路向華北調動，先頭部隊已經進入河北境內，相當接近前線。（註06）
而從現有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國軍參謀本部從 1935 年就開始擬定國防計畫，重點在華北作戰，在沿海僅作防禦。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在 1935 年 8 月呈遞《應付時局對策》，認為主要威脅為東、北兩方：北方需掩護隴海路，以滄縣、保定線為絕對防禦，最後戰線在黃河；東面最要為封鎖長江及警衛首都。（註07）此策並無「引敵東來」之構想，反而警告長江意義最重大，若日本于是直至內地，控制最重要中心點至武漢一帶，則中國喪失根據、截分為二。再如徐永昌 1935 年 10 月 15 日的日記中有與熊斌的談話，熊斌提到參謀本部國防計畫「以隴海線為最後抵抗線 .....依情形使成西依太行，東沿黃河之陣線，最東之線則漸以徐州為倚軸而達於海，日內林蔚文當至豫省指導作相當之準備工事云云。」（註08）這都是以華北作戰為重心的想法。而參謀本部制訂、蔣中正批准的《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將國軍主力置於滄州、河間、保定之線，實行決戰，若不得已則逐次後撤佔領預定陣地，行持久戰。在沿海則掃蕩日本在華駐軍，阻止敵軍登陸企圖並擊滅登陸敵軍。（註09）這一樣也是置重心于華北，沿海謹防登陸，沒有「引敵東來」的企圖。
而在蘆溝橋事變後，國軍調兵遣將也都是在為華北作戰做準備。如德國顧問法肯豪森主張除了增兵華北外，更重要的是「綏兵入察」，（註10）威脅華北日軍側背並拉廣戰線正面。由何應欽每日主持的蘆溝橋事件會報，從 1937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10 日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華北作戰準備，僅有寥寥數次略微提到上海方面需要注意或準備。（註11）空軍更是準備執行「冀北作戰計畫」，除留少部分單位防禦南京外，作戰主力（第二、四、五、九大隊）都調往豫、淮、蘇等地，並在華北佈置前進機場，預備襲擊華北日本陸航機場，並配合陸軍作戰。（註12）
既然史料裡可知國軍高層作戰計畫從 1935 年至 1937 年的重點都是在華北作戰，必然經過反覆討論且諮詢高層將領意見，更會考慮日軍的應對手段。那麼，前述「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就有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為何德國顧問及國軍高層如陳誠等都是主張在華北作戰？難道他們看不到日本機械化部隊快速南下的威脅嗎？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究其根源，乃是來自於此論的不符史實，以及表述者想當然爾、不嚴謹求證的輕忽。
孫子兵法說：「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要宣揚「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的話，自當就軍事戰略戰術層面，舉證一番才是。就算不考慮一些比較抽象的因素如指揮能力、訓練程度等隱性因素，至少部隊編制、人員多寡、武器配置等等最基本的可量化因素還是應該拿來檢視一番，看看到底是什麼樣的「機械兵團」、「機械化部隊」、「快速部隊」會讓華北及西北數十萬與日軍對陣的國軍束手無策。無奈，此說的宣揚者不但沒引用可查證的確切史料，反而使用一些無番號、無編制、不可量化的模糊名詞來誤導讀者。這種自說自話、不舉他方史料比對的宣傳式表述，其實也是歷來中日戰爭史的表述中常見的毛病。
不但「機械兵團」之類的名詞缺乏史料支持，就如推測其作戰能力的「能輕易南下武漢」、「一兩個星期就能打到武漢」等說法，也是悖於軍事常理，沒有確實的根據。
從北平至武漢，距離上千公里。以平漢鐵路為例，從北平前門至漢口大智門共 1,208 公里，特別快車沿路有添煤加水的預置補給站點，仍需幾乎兩天的時間 （42 小時）。（註13）但若以之做為大量軍事運輸，自然不可能有這等速度。就算以當時鐵路極為發達的德國，1939~1940 年間要運輸一個有 14,000 名兵員、3,000 輛機動車輛的裝甲師至數百公里外的邊境準備作戰時，需要動用 80 列、每列平均 55 節車皮的火車，花上整整四天四夜才能完成。（註14）當時的中國鐵路系統自無此種能力。平漢鐵路在無敵情顧慮下，一個星期內或許可以運送兩三個中國步兵師。但若說一支日本「快速部隊」能在國軍重兵阻擊下，以本身的運動力在短短數週內或數月內越野運動從華北打到武漢，實屬無稽之談。
當然，有時也可以見到似乎有日軍具體兵力的論述。如郝柏村稱：「花園口決堤之後，日軍在開封附近的兩個機械化師團立即為大水所困，動彈不得，後續跟進的六個師團亦為泥濘所阻，無法前進；迫使日軍只得放棄由平漢路南下行動，轉由安徽大別山區進入鄂東，向西進攻武漢。」（註15）但若深究其實，可以發現這還是過度延伸的曲解。徐州會戰後，有部分部隊為花園口決堤大水所困的日本第 14 和第 16 師團只是步兵師團，當時僅在編制外臨時配屬少許輕型戰車及卡車支援，若將它們稱為機械化師團，實是張冠李戴。而日本大本營因華北兵力不足且後方不穩，在 5 月下旬已經放棄由平漢路南下進攻武漢的計畫，改為沿淮河及長江方向進攻武漢。日本華北方面軍大部分部隊在 6 月 9 日花園口決堤前就已停止前進，部分從關東軍借調的部隊開始歸建；華中派遣軍的部隊更在 6 月初即已向南轉移，準備開始進攻長江邊上的安慶，做為進攻武漢的第一步。（註16）
事實上，日本陸軍在中日戰爭前期的裝甲部隊和機械化部隊規模極小，都是以小部隊臨時配屬給步兵師團或步兵旅團以支援步兵戰鬥，不足以獨力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另外，日軍部隊的摩托化程度亦低，各步兵師團編制中的砲兵聯隊和輜重兵聯隊都還是以馬匹來牽輓馱運，運輸卡車都以「自動車中隊」（汽車連）為單位，由負責戰時後勤的兵站（相當於歐美 military logistics 的概念）單位集中掌握，進行物資補給運輸，偶或按戰鬥任務需要臨時配屬支援前線部隊。以這等機械化及摩托化的程度來看，日本陸軍的運動能力，不過仍相當於一次大戰歐美各國陸軍的水準，並沒有可以實施大規模快速機動作戰的「機械兵團」或「快速部隊」的存在。
本文探析日本陸軍在中日戰爭前期部隊編制及動員的機動運輸能力，以釐清「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曲解名詞而致的錯誤印象，並檢視在中日戰爭之前日本陸軍裝甲及機械化部隊的發展，及戰爭第一年中的實際作戰運用，以期對中日戰爭前期戰略、作戰、戰役做評述時有比較確實的史實基礎。
二、機械化釋義
國軍現代軍語多承襲美軍軍語概念，而美軍軍語中，「機械化部隊」一詞在 1944 年已有清楚的釋義，對「機械化」（mechanized）和「摩托化」（motorized）有明確的區分。前者指乘用戰車和裝甲車輛並在車上戰鬥的單位，後者指的是僅以車輛運輸但下車戰鬥的單位。（註17）
這個現代定義用來套用於 1930 年代自然不適當，當年並不以在車上戰鬥與否來區別，而是以是否使用機械載具來區分。「機械化部隊」一詞通常涵蓋了裝甲部隊和摩托化部隊。如蔣百里就是如此使用的，他說：「現代大機動性部隊須具備極大之火力，運動力、及衝力，已非單純之乘馬兵所能勝任，故多由乘馬兵及機械化部隊（更分之為摩托化及裝甲化部隊）混合編組而成。」（註18）討論中日戰爭前期的「機械化部隊」，自然需依照當年的名詞用法來理解。
更進一步來說，一戰後各國軍方雖瞭解軍隊的機械化將是陸軍發展的重要課題，但是各國工業化程度不同，對機械化部隊使用的理念也不同，以至於進入戰爭時期之際，部隊中機械化的程度也不同。但是在區分機械化單位與步兵單位時，卻大都遵循著以單位編制內自有的機動能力為劃分的標準。
也就是說，要稱呼一個部隊為「機械化部隊」，應該以其編制中是否擁有足夠的機械載具讓全體以近似速度運動為準。因為，若一支部隊其下屬單位間運動能力差距過大時，那就無法發揮相應的統合戰力，整支部隊作為一個戰術單位進行運動的速度就受制於最慢的那個單位。
美國在各國中工業化程度最高，資源豐富，所以在二戰的部隊編制中機械化程度最高，幾乎沒有馬匹。其步兵師在 1943 年的編制兵力為 14,253 人，機動車輛（含尾車）共 2,012 輛。（註19）但是，美軍仍然很明確地稱這些師為「步兵師」，因為這些車輛仍然不足以讓全師以同速運動。若步兵師有全師運動或額外運輸的需求，得由軍團或軍直屬的運輸單位臨時支援。
美軍在二戰初期曾實驗過摩托化師編制，編成第 4 摩托化師進行實驗。在 1942 年初頒佈摩托化師編裝表，編制兵力 16,000 餘人，汽車超過 3,000 輛；並且開始將第 6、7、8、90 步兵師師也改編為摩托化師。但是，第 7 師由於被派至伊留申群島作戰，很快又改回為步兵師。而摩托化師本身也因為人力資源和裝備需求過多但戰力火力並未超越一般步兵師，海運和日常補給噸位需求過大（如輪胎消耗量 318 噸，幾乎是步兵師 166 噸的兩倍），對摩托化師開始有不同的想法，最後在 1943 年將剩下的 4 個摩托化師（第 4、6、8、90 摩托化師）全改回步兵師。（註20）
再參考一下在裝甲和機械化概念上佔有領頭地位的德國陸軍，在 1939 年開戰時除了有幾個裝甲師外，也僅僅編組了四個摩托化師，其餘的都還是步兵師。二戰中德國陸軍還是依賴著大量的馬匹作為交通運輸工具。例如，1943 年時，其舊制步兵師編制兵力約 17,000 人、汽車 942 輛、摩托車 452 輛、馬5,375 匹、馬車 1,133 輛；摩托化師編制兵力約 14,000 人、汽車 2,637 輛、摩托車 469 輛，沒有馬匹。（註21）
三、1937 年日本師團的機動能力
連德國步兵師都是以馬匹為主要的運輸工具，國小民貧的日本更不待說。此時日本的工業化與歐美國家比較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民間對機動車輛的使用也是遠遠不如。1935 年日本陸軍省調查統計民間車輛以備戰時徵召之用，發現日本本土民間僅有 122,123 輛機動車輛（含轎車、巴士、卡車、摩托車），多是從美國進口 ；其中卡車（日文「貨物自動車」）有 45,520 輛，大部分載重在兩噸以下；另外在韓國、台灣、及其它海外屬地還有約 8,200 輛機動車輛。（註22）這些數字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日本政府被刺激之後，才開始大力扶持國產汽車。既然民間數字如此，可以推測 1937 年時日本陸軍內部的機械化與摩托化程度也不會太高。
日本陸軍在 1937 年時有 17 個常設師團，都是純粹步兵師團，沒有任何裝甲師團或摩托化師團。根據日本《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畫令同細則》內的資料，這些步兵師團都是兩旅團四步兵聯隊的編制，師屬部隊還有野砲兵聯隊或山砲兵聯隊、輜重兵聯隊、騎兵聯隊、工兵聯隊、通信隊、衛生隊、野戰病院，戰時總人數可達約 24,000 餘人。按照其師屬砲兵聯隊是野砲（使用鞔馬拖曳）或山砲（使用馱馬馱載），又分鞔馬師團或馱馬師團。（註23）步兵旅團下每個步兵聯隊有官兵 3,747 人，馬 526 匹；野砲兵聯隊由 4 個大隊（各含 3 個中隊）組成，每一個野砲中隊有 4 門 75 毫米野砲或 10 釐米榴彈砲，1 輛觀測車、6 輛彈藥車、及 1 輛預備品車，官兵共 123 人、馬 108 匹，而全聯隊共有官兵 2,894 人、馬2,269 匹、308 輛馬車；輜重兵聯隊由隊本部與 6 個輜重兵中隊組成，每個中隊有 562 人、馬 426 匹、358 輛輜重車，聯隊共有 3,461 人、馬 2,612 匹、2,159 輛輜重車，完全沒有汽車，僅聯隊本部有兩輛摩托車（「自動自轉車」）；騎兵聯隊則僅是大隊（營）級規模，有官兵 953 人、馬 933 匹。另，師團本部編制有 2 輛汽車及 2 輛摩托車。（註24）此處的觀測車、彈藥車、預備品車、輜重車等，全都是馬曳車輛。
附帶一提，中文著作中常引用的編制車輛數字與日軍實際編制數字有相當大的誤差。中文著作使用的數字多是來自於陳誠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附表三〈戰爭直前敵我師編製裝備比較表〉（註25），列有戰車 24 輛、車輛 262 輛（日軍砲兵團）、自動貨車 266 輛（輜重兵團）、一馬曳車 555 輛（輜重兵團）。雖然不知道為何出現這麼大的誤差，但既然是研究中日戰爭直前的編制，自然應以日本陸軍當年度動員計畫原始檔案資料為準。
從《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畫令同細則》中可以看到，日本各步兵師團編制內沒有戰車，也沒有卡車，僅有寥寥數輛汽車及摩托車。部分師團管區雖然也負責動員自動車中隊，但從其名稱「兵站自動車中隊」可知這些是隸屬於兵站的部隊，並非隸屬於師團的編制。進一步考察，可知這些自動車中隊的動員跟地域環境有關，並不是所有師團管區都要動員自動車中隊。因只有在都會區，才有可能徵召到較多會開車的兵員，如果是在日本農村地區，恐怕一百個人裡也難得有一個人會開車。因此，在東京的第 1 師團管區要負責 20 支自動車中隊的動員，在大阪的第 4 師團管區負責 15 支中隊，在廣島的第 5 師團管區負責 7 支中隊，而管區在偏遠農村地區的師團，如日本東北地方的第 8 師團、北陸地方的第 9 師團、以及在姬路的第 10 師團，則完全沒有動員自動車中隊的任務。（註26）
既然日本步兵師團並未摩托化，那麼他們的運動能力就受限於人及馬匹的運動能力。與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軍隊使用馬匹時的運動速度，並不一定比人步行的速度快。日本陸軍馬匹分為三種：乘馬、鞔馬、馱馬。乘馬是讓人騎乘的馬匹，除了配給騎兵單位外，通常也配給軍官或需要快速運動的士官兵（如，傳令、行李隊領隊等）。鞔馬則用於拖拉火炮、輜重車、及各類雜用車輛之用。最常見的輜重車是雙輪的三九式輜重車，最大載重約 200 公斤，通常以一馬配一車為準，馭手並不坐在車上，而是牽馬步行。馱馬用於馱載物資，有些輕型火炮如山砲、步兵砲，也可以分解後用多匹馱馬分開馱載，馭手也是牽馬步行。牽馬步行的速度按操典標準是馬匹的「常步」，每分鐘 86 公尺，這相當於步兵的「速步」（每步 75 公分，每分鐘 114 步）。（註27）當然這速度會依照地形、人馬疲累度、及馱鞔重量多寡而做調整。
當整支部隊作為一個戰術單位進行運動的時候，其速度就受制於最慢的下級單位。根據日本陸軍《作戰要務令》規定的行軍路程，自動車中隊一日約行 100 公里左右，純騎兵部隊一日行 40~60 公里，而各兵種混合的大部隊一日僅行 24 公里。（註28）固然在特殊情況下，部隊能以急行軍或強行軍增加運動速度，但是這並不能持久。而若接敵發生戰鬥，速度更會受到影響，戰鬥期間數天或甚至數週毫無寸進是常常發生的事。
由於日本步兵師團沒有建制的摩托化單位，當有快速運動的需要時，必須向軍甚或是更上一級的方面軍請求支援。而這支援的任務，就落在方面軍或軍所屬兵站麾下的自動車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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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輜重車隊，圖中即三九式輜重車，單馬拖曳，馭手步行 |
四、兵站的摩托化兵力
日文的「兵站」容易讓中文讀者先入為主地以為是指某種站點，其實這個名詞就是英美所稱的 military logistics，如果要比喻的話，不妨將它想成是一種「全方位物流服務」的概念，負責人員物資在前後方之間的流動與分發，為此兼具有運輸、集散、倉儲、及修繕等功能。
日軍的方面軍之下設兵站監部，負責管理所有的兵站事務。如 1937 年 10 月 10 日華北方面軍（註29）直轄兵站監部下有北京、天津甲、塘沽、秦皇島等四個兵站部，數支鐵道守備隊和地區防衛隊，及直屬的火砲和汽車修理工廠、醫院、倉儲管理部隊等等。兵站部之下一般有數支輸卒隊（水上、陸上、建築）、自動車隊、以及輸送監視隊（監視就地雇用協助運輸的民伕之用）等。各兵站的自動車隊配屬，分列如下：
- 臨時航空團
- 3 支自動車隊（1、64、65）
- 兵站監部直轄
- 4 支自動車中隊（2、54、55、87）
- 關東軍配屬
- 第 6 兵站自動車隊：5 支自動車中隊（34、45、88、89、91）
- 第一軍配屬
- 第 1 兵站自動車隊：8 支自動車中隊（13、14、19、47、56、71、72、90）• 第五師團配屬
- 第 4 兵站自動車隊：3 支自動車中隊（53、57、58）
總共 23 支自動車中隊的兵力。（註30）
淞滬戰場的情況也是類似。至 1937 年 12 月 7 日為止，在華中的自動車單位有：
- 上海派遣軍
- 第 7 兵站自動車隊：8 支自動車中隊（40、41、81、82、83、84、85、86）
- 第十軍
- 5 支自動車中隊（3、4、5、6、7）
- 第五軍
- 3 支自動車中隊（92、93、台灣臨時自動車隊）
總共 16 支自動車中隊。（註31）
那麼，一支自動車中隊又有多少車輛？
日本陸軍此時自動車中隊的編制大小不定，其原因是車輛供應上的問題。日本陸軍遲至 1937 年中才決定使用「九四式六輪自動貨車」為制式卡車臨時標準（註32），此時所使用的卡車自然型式性能各異，戰時向民間徵用的車輛更是五花八門，所以編制表僅能提供參考。1937 年時自動車中隊編制表以使用承載量一噸的卡車、總承載量 54 噸為基準，共計汽車 4 輛、運輸卡車 54 輛、支援卡車 15 輛、摩托車 6 輛，人員 194 人。編制表中還特別註記，若使用承載量 1 噸半的卡車，運輸卡車的輛數為 36 輛，若是 3/4 噸卡車則是 72 輛，需按照情況不同調整人員及裝備（註33）。根據這些資料可以估計，一支自動車中隊的員額約在 150~190 人之間，車輛則是 60~80 輛之間（含摩托車）。（註34）
所以，在七七事變三個月後，日軍在華北戰場上僅有 23 支自動車中隊、1,380~1,840 輛機動車輛；而直至南京保衛戰為止，日軍在華中戰場也僅有 16 支自動車中隊、960~1,280 輛機動車輛。即使日軍沒有分兵淞滬，全部都投入華北戰場，但這數量（2,280~3,040 輛）也僅相當於一個德國摩托化師，卻要支援山東、河北、熱河、直至察哈爾這寬廣戰線上的補給運輸，如何能有餘力編成足夠規模的「快速部隊」迅速南下？
五、日軍機動能力的強化
從日本資料可知，此時期日本步兵師團的摩托化部隊，全數來自臨時的配屬。
例如，1937 年 9 月 25 日在平型關戰鬥中被林彪 115 師伏擊的日軍新莊自動車隊，就是由華北方面軍下第 6 兵站的第 87 與第 2 兵站自動車中隊所組成。第 87 中隊在 9 月 22 日配屬支援第 5 師團第 21 聯隊，將第 3 大隊逐梯次運到平型關口，與國軍（晉軍）交戰。 第 2 中隊則是在 24 日配屬，除運交補充的彈藥物資給第 3 大隊外，並與第 87 中隊留在前線附近，以備 21 聯隊突破國軍防線後，可以利用車運追擊前進。因國軍抵抗激烈，第 3 大隊陷入困境，新莊車隊受命返回後方載運增援部隊和補給，才致途中陷入伏擊圈。（註35）到 10 月 10 日，受創頗重的第 2 及第 87 中隊納入兵站監部直轄之下，但配屬給 5師團的仍有 3 支自動車中隊。
由於日軍第 5 師團是日方重點配屬機動車輛部隊的對象，後來撰寫的中方資料作者不察，往往將配屬的機動車輛當成是編制中的車輛，並將其沿伸至所有的日本步兵師團。尤有甚者，由於第 5 師團在 1940年底在越南因應日後太平洋區作戰需要，改編成為摩托化師團，（註36）亦有人誤認其在中日戰爭初期已全師摩托化，遂稱其為「機械化師團」。這些自然都是不求甚解的謬誤，卻因符合宣傳的需要，多年以來一直未能得到更正。
無可諱言地，隨著中日戰爭的擴大，到 1938 年時日本陸軍也開始增加機動車輛的數目。除了動員更多的自動車中隊及籌組數支自動車聯隊外，也逐步將師團輜重兵聯隊編制中的部分鞔馬中隊（一至二支中隊）換成自動車中隊，並將部分火炮改成由車輛拖曳。但此事無法一蹴而就，仍然受限於車輛供應及訓練教育的問題。
1938 年 5 月徐州會戰時，日本華北方面軍與華中派遣軍南北夾攻徐州，華北方面軍共調派 50 支自動車中隊參戰。主攻的第二軍下屬第 5、10、14、16、114 等 5 個師團及混成第 3、13 等 2 個旅團，配屬24 個自動車中隊。（註37）情況比半年前有所改善，汽車數量多了一倍，但仍非結構性的改變。更何況，各級部隊如何運用車馬混編的機動能力，此時都還在摸索當中。日本陸軍自動車學校在 1938 年 6 月還特別進行實地演習，以研究車馬混編在戰術運用上的問題。（註38）
即使到了 1939 年，也不是所有的師團都有編制內的機動車輛單位。1939 年 5 月的「第一次諾門罕事件」中出動的日本第 23 師團就沒有自己的自動車中隊，還是由第 1 自動車聯隊派出 4 支自動車中隊共130 輛機動車輛來支援。（註39）
直到 1941 年，根據華北方面軍的現況報告，其下共有約 30 萬人，56,000 匹馬（含 20,000 匹中國馬），步槍 24 萬枝，輕機槍 7,000 挺，重機槍 1,900 挺，各種火砲 1,900 門，戰車 70 輛，汽車 9,000 輛。補給後勤的主要動脈是鐵路，兵站部隊掌握的 7,000 輛汽車負責將人員物資如毛細管般從動脈分流到各地。（註40）車輛總數相較 1937 年是增加不少，但是扣除後勤單位，其他部隊編制或配屬的車輛也只有2,000 輛，也就是說，戰鬥單位編制內摩托化程度依然不高。
六、中日戰前日本裝甲部隊的發展
戰車在第一次大戰中出現，被認為是劃時代的陸戰武器，但是對如何運用，在戰後仍然爭論不休。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後，對引進西方知識與技術不遺餘力，特別是軍事科技，所以很早就關注西方戰車的發展。
日本陸軍在 1918 年開始採購戰車，包括法國的雷諾 FT-17 型輕戰車、英國的 A 型中戰車、以及 4 型重戰車，在 1920 年交付步兵學校及騎兵學校研究。並在同年訂定「陸軍技術本部兵器研究方針」時，對於步兵輕武器、機槍、火砲、無線電、及毒氣的發展加強非常重視，但是在機動車輛的發展上卻不夠重視，僅關注研究騎兵偵察協同用的輪式裝甲車（日文「裝甲自動車」）、法國雷諾輕戰車、汽車與汽車引擎，以及拖曳用車輛，而且更特別強調要適合東洋地形。（註41）
但是，由於第一次大戰後世界經濟不景氣，以及帝俄崩潰導致對日本國防威脅的降低，日本遂於 1922 年實施裁軍（「山梨軍縮」），陸軍裁減 60,000 人官兵，13,000 匹馬，相當於 5 個師團的兵力，每年節省 3,500 萬日圓的開支。（註42）1923 年再度裁軍，規模稍小。但當年發生的關東大地震重創日本的社會與經濟，由於國庫空虛，在 1925 年又再度裁軍（「宇垣軍縮」），陸軍裁減 4 個師團、34,000人和 6,000 匹馬。經過這三次裁軍，日本陸軍經費節省了 20%，海軍經費節省 50%。（註43）在節省人事費用的同時，對於新技術與新武器的研究發展反而有更多的經費投入。日本陸軍第一支裝甲單位就是在這第三次裁軍案的附帶產物。
1925 年 4 月，第 1 戰車隊（久留米）和步兵學校教導戰車隊成立，各配備了 3 輛 A 型中坦克和 5 輛雷諾輕坦克，做為教育訓練及實驗戰術之用。此時將戰車分成輕戰車（10 噸以下）、重戰車（20 噸級）兩類。前者在戰時預定編成 3 個大隊（甲），下轄 3 個中隊（各 16 輛輕戰車），加上大隊直屬共 63 輛輕戰車。後者編成 1 個大隊（乙），也是 3 個中隊（各 7 輛重戰車），加上大隊直屬共 27 輛重戰車。（註44）當然，這些戰時編制僅僅是計畫而已，想要建軍成型自然還需要多年的努力。例如，在 1926年，日本陸軍僅能從第 1 戰車隊中動員 1 支中隊，即獨立戰車第 1 中隊，有 4 輛重戰車、6 輛輕戰車、11 輛汽車、7 輛摩托車，這是日軍能夠作戰的第一支裝甲部隊。到 1929 年，才又有獨立戰車第 2 中隊的設立，擁有 10 輛輕戰車，汽車及摩托車數量與前者相同。（註45）
由於對外採購僅能購買舊型戰車，無法取得歐洲最新戰車，日本從 1925 年開始自己試製。由大阪砲兵工廠主導，在民間廠商合作下，於 1927 年成功推出 18 噸重的「試製一號」重戰車，1931 年推出「試製二號」（九二式重戰車），持續改良至 1935 年成九五式重戰車，僅少量生產。在這同時也開發 10 噸以下的輕戰車，於 1929 年推出 9.8 噸重的八九式輕戰車，經過數次改良，重量增加至 12.7~13 噸，裝甲厚度 12~17 毫米， 改稱為八九式甲型中戰車，使用汽油引擎，1935 年改用空冷式柴油引擎，稱為八九式乙型中戰車。從 1931 年至 1935 年共生產八九式甲型 278 輛，（註46）估計到 1937 年中日戰爭開始前生產總數不超過 330 輛。而這些八九式中戰車也僅足以編成 5 個戰車大隊，各約 40 輛八九式中戰車。
日本戰車的發展與使用，一直受到法國戰車思潮強調步兵支援的影響，加上其陸軍內部自日俄戰爭以來的大步兵主義，其主要任務遂被定義為提供步兵攻擊野戰陣地時的支援。如日本陸軍 1929 年《戰鬥綱要》中即強調戰鬥最終決勝操於步兵之手，各兵種須協同步兵達成目的，雖說明戰車兵力要集中使用，卻是將其配屬於第一線步兵指揮官指揮之下。（註47）雖然有少數有識之士汲取英國和德國新裝甲理論的風潮，鼓吹全機械化集中運用，但終究人微言輕。另一方面，戰車設計者也不得不考慮日本工業生產環境及海陸運輸條件的限制，包括引擎出力與耐久度、特殊鋼鐵機材製造能力、鑄造焊接技術成熟度、本土窄軌鐵路能承載的高寬尺寸、港埠及運輸船起重機吊重能力、預設戰場東亞大陸的道路橋樑承載負荷、甚至於渡河用舟艇的承重多寡等等。這些因素都促成了日本戰車往輕量化發展，二戰時各國動輒四五十噸以上的重戰車對此時的日本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
而在這同時，英國出現了 6 噸級的維克斯 Mk. E 輕戰車，車輕速快，雖然英國陸軍沒有採購，各國卻因英國戰車理論界的鼓吹而產生興趣，日本也在 1930 年購買一輛進行研究。同時也購入數輛卡登・洛伊德履帶式牽引車，研究其做為在前線敵火下拖曳補給的適用性。這些輕型及超輕型履帶車輛的出現，給日本戰車設計人員帶來了新思路。1932 年推出 3.5 噸重的九二式重裝甲車，做為配合騎兵的偵察車之用，時速可達 40 公里，裝甲最厚處僅 6 毫米。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除日本關東軍原有的輪式裝甲車隊外，還從步兵學校戰車教導隊及久留米第1戰車隊抽調數輛舊式雷諾 FT 型戰車及前一年購入的雷諾 NC 型戰車，配屬於第 14 師團實地參戰。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時則派遣第 1 戰隊車屬的獨立第 2 戰車中隊，配屬於第 9 師團，同時使用雷諾 NC 型戰車和新生產的八九式戰車，以比較性能。1933 年熱河作戰，日軍以第 1 戰車中隊的八九式中戰車與九二式重裝甲車編組參戰，但八九式戰車表現不佳。由於八九式戰車路上時速最大僅 25 公里，嚴重落後於汽車平均 40 公里的時速，拖累了臨時編組的機械化部隊的速度，僅有九二式重裝甲車還能跟得上。這些實戰經驗影響了日本陸軍機械化的發展思路，讓他們在設計新戰車時，特別注重運動性能而輕忽了裝甲。
日本陸軍中騎兵一派的頑固，也是一個影響的因素。第一次大戰中，歐洲各國的騎兵部隊在戰線後方等了四年，也沒有等到能夠衝過戰線缺口深入敵人後方迂迴運動的機會。戰後「騎兵無用論」非常流行，而各國騎兵也很快轉型，走上裝甲化與機械化的道路，更把騎兵運動戰積極衝刺的精神帶入戰車這個新兵種。相反地，日本騎兵卻墨守成規、抱殘守缺，認定騎兵火力的加強與機械化有損於「騎兵精神」，固執地不願改變。他們舉出九一八事變及熱河戰役中由於地形及道路狀況不佳，參戰的機械化單位未能發揮功能為例，認為在這地區只有騎兵才能馳騁，更指出與其對峙的蘇聯紅軍仍有許多騎兵部隊，以證明騎兵還有用武之地。由於他們堅持不肯機械化，日本戰車部隊遂一直無法脫離附屬於步兵的窘境。1933 年，根據英國勞斯萊斯・卡登輕戰車為原型製成更輕的九四式裝甲牽引車，原欲在前線做為火線上牽引拖曳之用，後來認為也可擔任步兵支援，改名「九四式輕裝甲車」，並得到「豆戰車」的暱稱。該車僅 3 噸重，配有機槍一挺，乘員二人。（按，在日本陸軍，「戰車」指的是配有火砲炮塔的履帶式裝甲車輛，「裝甲車」則是配以機槍或火砲炮塔的履帶式裝甲車輛，而「裝甲自動車」才是輪式裝甲車輛。）1935 年開始量產 300 輛，1936 年 246 輛，1937 年 200 輛。（註48）中日戰爭初期，這些豆戰車編成獨立裝甲車中隊，配屬於師團，但很少用於在敵火下拖曳補前線，反而成為日本陸軍的裝甲主力，廣泛運用於華北、華中戰場。雖然其裝甲薄弱（6~12 毫米），用重機槍發射鋼芯子彈即可擊穿，用集束手榴彈或炸藥包也可輕易炸毀，但因日本戰車數量稀少，只好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在這同時，日本陸軍裝甲部隊擴編成兩個聯隊及一個大隊：
- 戰車第 1 聯隊 ─ 從久留米第 1 戰車隊升格。
- 戰車第 2 聯隊 ─ 從步兵學校教導隊分割，駐於千葉縣津田沼。
- 戰車第 3 大隊 ─ 從戰車第 1 聯隊編成，駐於長春西南的公主嶺。
接著，日本陸軍在 1934 年增設戰車第 4 大隊，與戰車第 3 大隊一起編入新成立的獨立混成第 1 旅團，成為日本陸軍第一支全機械化部隊。這支部隊是以摩托化步兵為主、戰車為輔所組成的機械化單位架構，而非以戰車為主、摩托化步兵為輔的裝甲化單位的概念。其 1936 年編制（註49）是：
- 旅團司令部
- 修理車、付屬車、材料廠。
- 獨立步兵第一聯隊
- 本部
- 3 個大隊
- 各 3 個中隊（輕機、擲彈筒各 9）、機關銃 1 個中隊（九二式重機 8）
- 步兵砲 1 個中隊（九二式步兵砲 4）
- 速射砲 1 個中隊（37 毫米砲 6）
- 輕裝甲車 1 個中隊（九四式輕裝甲車 17）
- 聯隊總人員 2,590、車輛 297
- 戰車第三大隊
- 本部
- 輕戰車 2 個中隊（八九式戰車各 13）
- 材料廠 2
- 九四式輕裝甲車 14
- 大隊總人員 376、車輛 92
- 戰車第四大隊▪ 本部
- 輕戰車 3 個中隊（八九式戰車各 15）
- 輕裝甲車 1 個中隊（九四式輕裝甲車 41）
- 裝甲自動車 1 個中隊（九二式裝甲自動車 17）
- 材料廠 1
- 大隊總人員 856、車輛 192
- 獨立野砲兵第一大隊
- 本部
- 3 個中隊（九 式野砲各 4） 莖
- 大隊總人員 667、車輛 130
- 獨立工兵第一中隊
- 人員 184、車輛 16
- 旅團總人員 4,750、車輛 744
1934 年底，日本陸軍在關東平原舉行 4 個半師團對抗的特別大演習，也出動了戰車第 1 聯隊和第 2 聯隊，並且進行了臨時摩托化的步兵聯隊與兩個騎兵旅團的對抗。演習中不但再度暴露了八九式戰車速度遲緩的問題，摩托化部隊下車作戰時重武器如何在戰場移動也產生不少困難。這也影響到正在試製中的九五式輕戰車。
九五式輕戰車以英國維克斯 6 噸戰車為藍本而設計，參謀本部和技術本部都特別重視速度，1934 年第一輛原型車被要求更改設計並減重，以達到時速 40 公里的目標。但是戰車部隊軍官質疑修改後的設計，認為裝甲防護力（6~12 毫米）太弱，需達 30 毫米才能應付未來戰爭。但一直拒絕機械化的騎兵部隊軍官卻支持技術本部，強調速度與運動性最為重要，為此可以犧牲裝甲。此戰車在 1935 年底定案，重7.4 噸，仍維持 6~12 毫米的的裝甲厚度，次年開始量產。這個重速度不重防護的決定，讓日本裝甲部隊在四年後的諾門罕戰役嚐到了苦果。
1937 年日本陸軍有兩款戰車定型並於次年開始量產。一是由九四式輕裝甲車改良而來的九七式輕裝甲車，4.5~4.75 噸，主要武器是機槍或 37 毫米炮（後者通常為小隊長座車）。另一為九七式中戰車，原本有兩個構型，各是 14 噸級與 9 噸級，前者各項性能數字明顯更優，參謀本部意見卻仍然堅持輕戰車的思路，爭執不下。但因中日戰爭實戰經驗的影響，終於選定前者，最後生產型達到 15.5 噸，時速 38 公里，裝甲厚度最大 25 毫米。這九七式中戰車後來成為日本陸軍在二次大戰中的主力戰車。
表 一、日本戰車生產數量（1931~1940）（註50）
* 括號內數字為1931~1939年生產總數
**括號內數字為1936~1938年生產總數
表 二、1937年7月日本陸軍戰車性能及數量估計
表 三、昭和12年度（1937年度）動員計畫令，裝甲單位編成（註26）
（日本部隊以同鄉人員編成，師團管區是單位人員編成的地區，如第1師團管區在東京，除了本身編制內的單位外，另外還負責編成2個戰車大隊及20個兵站自動車中隊。）
七、中日戰爭初期的日本裝甲兵力
根據表一，可以估算出日本陸軍在七七事變前生產的戰車總數量大約在 1,100 輛左右，其中 70%是裝甲薄弱的輕、重裝甲車。只是這總數量並非可以直接轉換為戰力，除了需保留一部分做為預備補充之用外，教育訓練單位亦需要足夠的戰車來訓練新的戰車官兵。而可用人員、附屬裝備、以及經費也都是影響可用戰力的重要因素。
受過訓練的戰車官兵不足在此時是個問題。原本日本陸軍的戰車人員都是由戰車第 1 及第 2 聯隊負責培養，由於其本身規模不大，能培訓的人數有限，難以應付成長所需。1935 年，在 11 個師團中開設輕裝甲車訓練班，從駕駛操縱到引擎修護，開始進行大量培訓。訓練班教官先到第 2 聯隊受訓，完訓後回到訓練班再訓練核心人員。這些訓練班雖然對日後日本戰車部隊的成長相當重要，但是直到中日戰爭爆發為止，也僅設立一年多，完訓的官兵還是有限。中日開戰後，這些訓練班並不在動員範圍之列，它們留在日本國內，持續不停地訓練出輕裝甲車的乘員。
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以至於日本陸軍的 1937 年度動員計畫也僅能編成 5 支戰車大隊及 13 支獨立裝甲車中隊。（見表三）一支戰車大隊有 39 輛八九式中戰車及 21 輛九四式輕裝甲車，共 60 輛，一支獨立裝甲車中隊裡有 17 輛九四式輕裝甲車，若再加上 4 支騎兵旅團及駐華部隊裝甲車隊，日本陸軍此時理論上最多能動員約 200 輛八九式中戰車和 400 輛輕、重裝甲車參戰。但實際上，這些戰車部隊並沒有全部都動員。到 1937 年底為止，日本陸軍僅僅動員了 4 支戰車大隊和 9 支獨立輕裝甲車大隊投入中國戰場，其中約 160 輛中戰車、240 輛裝甲車（輕戰車），總數約 400 輛（見表四）
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華北駐屯軍的裝甲車隊（中隊規模）是首先參戰的裝甲部隊，接著從本土的戰車第1 聯隊動員 2 個戰車大隊及 7 支獨立裝甲車中隊至華北。（註51）這 2 個戰車大隊及 4 支輕裝甲中隊（1、2、5、6）配屬給第 1 軍，其中戰車第 1 大隊被配屬於第 20 師團、第 2 大隊配屬於第 14 師團，在河北中南部作戰。另 3 支獨立輕裝甲中隊（7、10、12）則配屬於第 2 軍。八一三淞滬戰事開始後，日本又動員戰車第 5 大隊及獨立第 8 輕裝甲車中隊派至上海，至 10 月份增派獨立第 9 輕裝甲車中隊。（註52）
日本陸軍唯一的機械化部隊，關東軍下的獨立混成第 1 旅團主力（官兵 3,401 人，車輛 610 輛，含戰車、裝甲車約 60 輛）則於 7 月 17 日經鐵路調動至北平附近。（註53）其下屬的戰車第 3 大隊留守公主嶺未出動，出動的戰車第 4 大隊有八九式中戰車、九五式輕戰車、九四式輕裝甲車各 1 中隊，外加九二式重裝甲車 1 中隊。第 1 旅團在 8 月底至張家口集結，配合其它部隊進攻大同。9 月下旬分兵，戰車第 4 大隊配屬於混成第 15 旅團（篠原支隊）支援第 5 師團進攻太原，第 1 旅團其餘部隊進攻內蒙平綏線。11月中旬歸回關東軍編制，開始返回公主嶺駐地。在山西、內蒙作戰期間，由於上級指揮官對機械化單位的特性與需求不瞭解，該旅團碰到許多補給及維修方面的問題，無法發揮機械化部隊的優勢，反而落下不良口碑，竟於翌年被解編。日本陸軍的裝甲部隊又回到僅能協同支援步兵作戰的老路。
由於國軍將主力轉為集中於華東，放棄了原訂在華北的決戰，華北國軍後繼乏力，在 10 月中紛紛後撤，日本華北方面軍壓力降低，遂又將戰車第 1 大隊與 3 支獨立輕裝甲車中隊轉調上海戰場。南京保衛戰中，進攻中華門的那些日本豆戰車即屬於由華北方面軍轉調過來的獨立第 2 輕裝甲中隊。
翌年（1938 年），日本陸軍除了動員更多自動車中隊外，更加編了四個戰車聯隊（5、6、7、8），多由各大隊分割擴編，但實際兵力還是大隊級。同一期間，在新編成的 7 個警備師團中設立師團搜索隊，下有 1 個騎馬中隊，1 個裝甲車中隊（5 輛輕裝甲車、5 輛汽車、卡車）。
1939 年開始，逐漸將師團的騎兵聯隊改編成搜索聯隊，通常有 1 個騎馬中隊、1 個摩托化中隊、1 個裝甲車中隊。另外開始編成戰車團。到 1941 年太平洋戰爭開戰前，日本陸軍成長到 3 個戰車團、共 15 個戰車聯隊（1~14，23），平均各有約 40 輛中、輕戰車。1942 年，日本陸軍更將這些單位編成 4 個戰車師團。後來的這些發展已超出本文範圍，在此略過。
表 四、中日戰爭日本陸軍機械化單位動員統計表（註54）
八、國軍對日軍機械化兵力的認識與應對
自甲午戰爭已後，中日關係一直是忽敵忽友。中國雖恨日本對外擴張與華為敵，卻也承認日本急速西化引進現代知識在各方面改革的先進。這個認知表現在軍事上的就是借鏡日本引進的西方軍事知識與制度，如派遣軍事留學生至日本學習陸軍，模仿日本軍制改革，甚至直接引進日本的操典教令，用以訓練教育中國軍官。
至日本留學的中國軍事留學生在民國軍事史上扮演的角色無須多說，即使是自行培養人才的軍事院校，如在北伐統一之後重新開辦的陸軍大學，其使用的教材大部分仍然是翻譯自日本，就如戰術一科所使用的《戰鬥綱要》、《步兵操典》、《大軍統帥綱要》等。（註55）因此，國軍對日本陸軍以步兵為主、其它兵種為輔的大步兵主義，以及日本陸軍教令中將戰車分散使用附屬於步兵的綱領應該是非常清楚。
在裝甲化和機械化方面，國府雖然尚無能力投入太多資源，但民國軍人對這些現代思潮的關注卻是不遺餘力。如由國府訓練總監部在 1928 年末創辦的軍事期刊《軍事雜誌》（社長為中央陸軍官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至 1937 年止，共刊登了 47 篇有關機械化的文章（註56），相當於每兩個月就有一篇，多是翻譯介紹現代軍事機械化思潮及發展之作，也有對日本陸軍機械化進程的觀察。例如，《軍事雜誌》1935 年第 81 期即刊有丁伯恆翻譯的《日本現有空軍與機械化軍概況》，提到日本雖想摩托化與機械化，但進度緩慢，僅有戰車兩團，各 40 輛中、輕型戰車；各師有 6 至 8 輛輕型戰車做為訓練之用，並將使用輕型戰車在戰鬥中運補彈藥。此文譯自當年一、二月份美國野戰砲兵期刊，（註57）代表著外國軍方對日本陸軍機械化實力的觀察，與前述日本機械化單位實際編制及兵力相差不大，其文章提到的輕戰車即九四式輕裝甲車（豆戰車）。
隨著機械化部隊的思潮風行，自然也有人思考如何對應這種威脅。如 1932 年周修仁編撰《戰車之防禦》一書，1933 年中央軍官學校出版德國教官皮爾納的《軍用汽車、戰車、裝甲車及裝甲列車講義》，以及 1936 年陸軍交輜學校的《防禦戰車綱要草案》，（註58）都討論了如何對付戰車的戰術。
這些知識的流傳雖然不可能普及全軍，但是負責規劃整個國軍作戰大綱及計畫的高層機關如參謀本部等，不會一無所知。從本文之前提到的對華北作戰的規劃與準備來看，參謀本部與德國顧問團對於日本裝甲單位能發揮的效用顯然有很清楚的定位，亦即會是步兵局部戰鬥上的威脅，但不至構成戰略上的威脅，否則也不會主張在華北決戰後再緩緩逐步後退。
面對這個威脅，國軍自然也會尋求反制之道，計畫的是採購德國顧問團推薦的 PaK36 37 毫米戰防炮（戰車防禦炮）。這些炮連日後九七式中戰車的 25 毫米表面硬化鋼甲在 150~300 公尺距離都可輕易貫穿，（註59）對付此時最厚只有 17 毫米均質鋼甲的八九式戰車和九四式輕裝甲車更能輕易擊穿。
國府在 1936 年訂購了 124 門 Pak36，1937 年 2 月都已運抵國門，6 月又加訂 124 門。這些已到的戰防砲以 6 門為 1 連，七七事變前在新成立的裝甲兵團下編有 1 營（為保密稱為「步兵炮第 2 營」，共 3連），第 4、36、87、88 師各 1 連，另編成 3 營（12 連），由交輜學校戰防炮教導隊負責集訓。（註60）
國軍原本在 8 月初已經調兩營戰防炮（8 連）至華北戰場，但因淞滬戰起，原調華北的有兩個連轉至上海方面。所以在淞滬會戰期間，在上海戰場的 37 毫米戰防炮至少有 5 個連，有稱擊毀日軍裝甲車輛 17輛，但因淞滬戰場多為步兵戰鬥，少有接敵機會，反而因依壁壘防守，遭日軍炮火擊損殺傷不少。
華北方面，由於國軍精銳兵力轉用至淞滬戰場，在此方向作戰的後續兵力不足，不得不退卻。國軍的戰防炮和機砲雖然在部分戰鬥中擊毀日軍戰車，但畢竟數量太少，無法處處兼顧。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日軍戰車裝甲薄弱，國軍發現用 20 毫米高平兩用機砲配穿甲彈即可擊穿，讓苦缺反制手段的國軍，在集束手榴彈與戰防炮之外多了一個選項。1938 年台兒莊戰役及魯南會戰期間，高射機砲部隊即曾擊毀日軍戰車及輕裝甲車多輛。（註61）
山西方面，在 10 月份忻口戰役中，戰防炮第 3 營曾發揮相當作用，報稱擊毀 30 餘輛日本戰車，空軍報稱亦炸毀 30 餘輛日本戰車。（註62）這些戰果數字顯然過高，忻口戰役中日本第五師團下僅有配屬的獨立混成第 1 旅團戰車第 4 大隊及一支獨立輕裝甲車中隊。（註63）10 月 13 日起戰車第 4 大隊支援第15 混成旅團（篠原支隊）進攻國軍第 14 軍李默庵的左翼兵團，此處有國軍第 3 防禦炮營（欠兩連）支援；而第九軍郝夢齡的中央兵團（含兩連戰防炮）據守忻口鎮北山丘，因地形關係，日軍僅派輕裝甲車中隊支援此方向的進攻。左翼兵團為日軍戰車第 4 大隊支援步兵進攻的方向，從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31日，戰車第 4 大隊損失 8 輛中戰車及裝甲車，官兵傷亡 44 人，陣亡者包括第 2 中隊長百武俊吉及第 3中隊長林田貢，重傷者有第 4 中隊長久保達夫 。其中第 2 中隊長百武俊吉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在東北及華北的戰事衝突中無役不與，廣為日本媒體報導，是日本裝甲部隊中的知名軍官。（註64）中央兵團方向的日軍輕裝甲中隊損失不詳。
綜合來看，國軍擁有足以對抗此時期日本戰車的戰防炮及機砲，但因數量太少，無法全面配備或支援需要的部隊。許多時候，國軍只能以集束手榴彈近距攻擊日軍戰車，往往身殉。
九、結論
中日戰爭初期國軍原本戰略計畫在華北進行大規模攻勢防禦，在華東沿海據守，若失利則逐步退入內陸，並無因日本機械化部隊的威脅而有欲「引敵東來」的構想。
另一方面，日本裝甲部隊數量不多，而且由於其作戰準則的影響，皆被分割使用於支援步兵作戰，並不構成戰略上的威脅。雖在局部戰鬥中讓訓練不足、武器窳劣的國軍難以對抗，但日本戰車畢竟仍從屬於步兵部隊，無法隨心所欲地獨立運用。況且，日本陸軍摩托化程度極低，整個華北方面軍至 1937 年 10月為止，僅有不到 2,000 輛機動車輛（含卡車、汽車、摩托車），並不足以組成足夠規模的機械化兵力，長驅直入。國軍在此期作戰上的失利，主要來自於日軍混合兵種部隊統合戰力──尤其是步炮協同──上的壓倒性優勢，與國軍近乎純步兵部隊的戰力相比，有極大的差距。而日本裝甲部隊在此時日軍部隊統合戰力中，僅僅扮演一個不是很突出的角色。
所以，論者所謂的「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可以休矣！
2021 年 8 月 6 日初稿
附表
表 五、太平洋戰爭前部分日本戰車聯隊車輛統計（註65）
表 六、昭和12年度（1937）戰車（甲）大隊機動車輛編制表（註66）
* 共三個中隊
表 七、昭和12年度（1937）獨立輕裝甲車中隊機動車輛編制表（註66）
表 八、昭和12年度（1937）騎兵集團、旅團機動車輛編制表（註66）
表 九、昭和12年度（1937）騎兵旅團輜重隊機動車輛編制表（註66）
* 兩個鞔馬中隊、兩個自動車中隊
表 十、昭和12年度（1937）獨立重砲兵第7、8聯隊機動車輛編制表（註66）
* 兩個大隊、2個中隊
表 十一、昭和12年度（1937）獨立重砲兵第15、16聯隊機動車輛編制表（註66）
* 兩個大隊、2個中隊
書目：
1. Deighton, Len, Blitzkrieg: From the Ris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SBN: 0-345-29426-2, 1982，294 pages.
2. FM 20-205，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 Army Terms, https://archive.org/details/TM20-205, 1944, 312 pages.
3. Greenfield, Kent R. - The Organization of Ground Combat Troops,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S Army, 1997, 540 pages.
4. Wilson, John B. - Maneuver and Firepower -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s and Separate Brigades，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S Army, 1998, 468 pages.
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ISBN:7-80643-969-2，2005 年，838 頁。
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 年。
7. 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白金書房，1974，234 頁。
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 27 卷・太原會戰（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106 頁。
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初期陸軍作戰（一）》，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731 頁。
1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11. 姜克實，《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台北：元華文創，ISBN: 978-957-711-017-6，初版，2018 年 10 月，316 頁。
12. 張晴光，《血戰餘生》，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 年 10 月二版，335 頁。
13. 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南京：國防部，1946 年，54 頁。
1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春秋 TIS 系統，http://mhdb.mh.sinica.edu.tw/diary/index.php，2021 年 8 月 6 日取得。
15. 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ISBN：9787503400049，1987 年 10 月，427 頁。
16. 日本帝國陸軍參謀本部第三課，《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の件（原本付属）》，1936 年 5 月 26 日。（第一部分）JACAR-C01007658600，440 頁；（第二部分）JACARC01007658900，539 頁；（第三部分）JACAR-C01007659200，768 頁。
17. 日本陸軍，《作戰要務令：綱領，總則及第 1 部》，1940 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號：info:ndljp/pid/1438366。
18. 日本陸軍，《步兵四書》，藤谷崇文館，1934 年（昭和 9 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號 ：info:ndljp/pid/1457730。
19. 日本陸軍，《輜重兵全書・輜重兵操典》，尚兵館， 1939 年（昭和 14 年），138 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號：info:ndljp/pid/1457897。
20. 譚徐鋒主編，《蔣百里全集・第三卷兵學下》，北京：北京工業出版社，2015 年 8 月，315 頁。
21. 曹寧主編，《民國時期鐵路檔案匯編・第一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ISBN：978-7-5013-5231-9，2013 年 12 月。
22. 空軍總部情報署編，《空軍抗日戰史・第一冊》，台北：空軍總部，1950 年，294 頁。
23. 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二十三期，2018 年 12 月，第123~138 頁。
24. 鄺智文，《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 1914-1937》，香港：中華書局，ISBN：978-988-8488-08-7，2017 年 7 月初版，378 頁。
25.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戰史叢書 086卷〉，朝雲新聞社，1975 年。
26.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軍戰備》，〈戰史叢書 099 卷〉，朝雲新聞社，1979 年。
註釋
註01、此說由蔣緯國在 1960 年代提出，用以解釋為何從原本準備在華北逐步抵抗的作戰計畫突然轉為在淞滬開戰，認為將抗戰作戰軸線由南北向翻轉成東西向，是陷日軍於泥沼的成功戰略，近年有部分支持者。但到目前為止，無人找到有確切的檔案史料證明國軍高層曾有此戰略意圖存在。而支持者找到的極少數史料，都是事過境遷後許久的回憶錄，多被證明與當事人當時的主張或行動不符。
註02、郭岱君，《重探抗戰史》（一），第 188 頁。
註03、郝柏村、何世同，《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第 114 頁。
註04、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第 53 頁。
註05、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第 137~138 頁。另見 〈陳誠致蔣中正陽酉電〉，1937 年 8 月 7 日 ，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486-029，主張國軍主力在華北採取殲滅戰，此外肅清腹地如江浙一帶敵人，以免處處設防被牽制兵力，並無引敵東來的構想；還有〈陳誠致蔣中正真酉電〉，1937 年 8 月 11 日，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486-035，主張國軍毅然反攻平津並派部收復察北。
註06、郭汝瑰，〈第十四師殺敵見聞〉，《八一三淞滬抗戰》第 242 頁：十八軍十四師由湖南常德開往河北長辛店，抵達河北永年時，受命轉津浦鐵路南下，至南京後再轉蘇州。林映東，〈第十一師同仇敵慨，殊死戰鬥〉，《八一三淞滬抗戰》第 253 頁：八月九日十八軍十一師北上增援華北，將至河北永定時，淞滬戰起，十一師奉命東下，十八日傍晚抵達上海大場。
註07、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1935 年 8 月 23 日。國史館典藏號： 002-080102-00054-002。
註08、徐永昌 1935 年 10 月 15 日日記。此則日記常遭斷章取義，將熊斌談話前半段談到準備在戰爭中後期以川滇黔腹地東西對峙的策略曲解為在戰爭初期引敵東來的戰略，並將其後半段提到參謀本部準備於華北作戰的國防大綱完全忽略，因若前後並列則知不足為「引敵東來」之證。比較完整的內容是：「哲民談話如下：中央最近綜合蔣大使、蕭武官報告，廣田及其軍部轉述對華新政策：一、要求中國...........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勦共後，與敵可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只要上下團結，決可求得獨立生存，雖戰敗到極點，亦不屈服。參部制度之國防大綱分為冀察區、晉綏區、山東區，以隴海線為最後抵抗線，開戰初，以宋、商等守平津，晉綏軍分守雁門及娘子關，倘平津放棄，宋商退守保定、滄州之線，中央軍進至漳河之線收容之，同時晉軍據太行，以側擊敵人，其後依情形使成西依太行，東沿黃河之陣線，最東之線則漸以徐州為倚軸而達於海，日內林蔚文當至豫省指導作相當之準備工事云云。」
註0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第 3~23 頁。
註10、徐永昌 1937 年 7 月 20 日日記：「早到會，聞蔣先生今日歸。十一時開會，鷹屋總顧問條陳頗多，最要為綏兵入察，除開保定線之各師外，更開四師到滄洲，由濟南至徐州留置四師，以備津浦線與膠濟線，再置四師於保定以南云云，其餘主張亦多有類此者。....」
註1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第 234~282 頁。
註12、空軍總部情報署編，《空軍抗日戰史・第一冊》，第 7~8 頁。
註13、〈平漢鐵路行車時刻及票價里程表（一）〉，1934 年 7 月 1 日 ，見曹寧主編，《民國時期鐵路檔案彙編・第一冊》，第 61~66 頁。
註14、Deighton, Len, Blitzkrieg: From the Risse of Hitl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 p. 154。
註15、郝柏村、何世同，《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第 194 頁。
註1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初期陸軍作戰（二）》，第 118~121 頁。
註17、FM 20-205，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 Army Terms 1944，p. 167。
註18、蔣百里，〈機動兵團之組織〉，見譚徐鋒主編，《蔣百里全集・第三卷兵學下》，第 257 頁。
註19、Wilson, John B. - Maneuver and Firepower -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s and Separate Brigades，p. 182。
註20、Greenfield, Kent R. - The Organization of Ground Combat Troops，p. 337。
註21、TM E-30-451，Handbook on German Military Forces, War Department, March 15, 1945, Figure 6.
註22、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117 頁。
註23、《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の件（原本付属）》（第一部分）〈附表五〉。
註24、《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の件（原本付属）》（第一部分）〈附表六・步兵（甲）聯隊（車輛）編制表〉，〈附表七・野砲兵（甲）聯隊編制表〉，〈附表九其一・輜重兵（甲ノ 一）聯隊編制表〉，〈附表十七・騎兵聯隊編制表〉。
註25、或稱〈中日戰爭直前我調整師與敵師團編制裝備比較表〉，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初期陸軍作戰（一）》第 729 頁，附錄 2-3。
註26、《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の件（原本付属）》（第一部分）〈附表一・昭和十二年度動員管理區分表〉
註27、《輜重兵全書・輜重兵操典》，第 11 頁、第 52 頁。
註28、《作戰要務令：綱領，總則及第 1 部》，第 137 頁。
註29、本文文本中除了註釋引用及書目外，不使用「支那」一詞。故「北支那方面軍」以「華北方面軍」、「中支那方面軍」以「華中方面軍」、「中支那派遣軍」以「華中派遣軍」代替。
註30、北支軍兵站監部，《北支軍兵站監部行動詳報・第四期》，JACAR: C11111443400，第 15~17 頁。
註31、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附表第二、各方面軍、軍戰鬥序列表〉。
註32、陸軍軍需審議會，《陸軍技術本部兵器研究方針改定並九五式野砲外 1 点仮制式制定の件》，1937 年 5 月26 日，JACAR：C01004346800，第 5~15 頁。
註33、《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の件（原本付属）》（第一部分）〈附表四十四其一・兵站自動車中隊編制表〉，第 144 頁。
註34、《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の件（原本付属）》（第二部分）〈附表七十・諸部隊兵器表〉、〈附表七十一・諸部隊兵器表〉，第 128~131 頁。
註35、姜克實，《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第 71~77 頁。
註36、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軍戰備》，第 298 頁。
註37、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兵站現況》，1938 年 7 月 15 日，JACAR：C11111485700，第 7 頁。
註38、陸軍自動車學校，《師團輜重兵隊（動物・自動車混成）現地研究演習成績の件》，1938 年 7 月 19 日，JACAR：C01004485400，第 5~6 頁。
註39、關東軍司令部，《出動部隊の将校職員表並人馬一覧表提出の件》，1939 年 6 月 15 日，JACAR：C01003474100，第 3、7、19~22 頁。
註40、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兵站、交通、通信の概況》，1941 年 6 月 30 日，JACAR： C11111443400，第 3~4 頁。
註41、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43~45 頁。註42、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軍戰備》，第 91~92 頁。
註43、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軍軍戰備》，第 100~103 頁。
註44、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63~65 頁。
註45、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66 頁。
註46、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75~77 頁。
註47、《戰鬥綱要》，1929 年，第 12、16 頁。收於日本陸軍，《步兵四書》。
註48、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104 頁。
註49、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107~108 頁。
註50、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77、104、115、262、280 頁。
註51、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168 頁。
註52、《戰史叢書 086 卷・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附表第二、各方面軍、軍戰鬥序列表。
註53、《獨立混成第 1 旅團（酒井兵團）行動摘要──昭和 12 年 7~8 月》，JACAR：C11111130900。
註54、厚生省援護局，《昭和 12~16 年支那事變動員部隊調查表》，1971 年 7 月，厚生省援護局業務第一課，JACAR：C12121075700。《戰史叢書 086 卷・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附表第二、各方面軍、軍戰鬥序列表。
註55、鄺智文，《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第 109~110 頁。
註56、鄺智文，《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第 119~128 頁。
註57、〈Motorization, Mechanization, and Air Forces in the Japanese Army〉，The Field Artillery Journal, Jan - Feb 1935, pp. 71~72。
註58、鄺智文，《民國乎？軍國乎？──第二次中日戰爭前的民國知識軍人、軍學與軍事變革》，第 204 頁。
註59、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133~134 頁。
註60、馬振犢，《抗戰爆發前德國軍火輸華述評》，《民國檔案》1996 年第 3 期，第 76~85 頁。《俞大維電蔣中正支電》1937 年 6 月 5 日，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483-024。《陸軍裝甲兵團系統編制表》，國史館典藏號：014-030400-0043。《何應欽呈蔣中正研究各種高射砲草擬成高射砲編組計畫綱要及三七戰車防禦砲訓練編組情形報告》1937 年 7 月，國史館典藏號：002-080102-00071-001。王文宣，〈《最近十年軍務紀要》節選〉，《民國檔案》1989 年第 1 期，第 57~66 頁。
註61、張晴光將軍回憶，在台兒莊戰役時他所屬 52 軍 25 師 75 旅 149 團蘇羅通小砲連在棗莊附近的郭里集擊毀日軍戰車 3 輛，魯南會戰時在李莊車站擊毀戰車 10 餘輛，見張晴光，《血戰餘生》第 45~47、53~58 頁。
註62、《抗日戰史第 27 卷・太原會戰（一）》，第 46~71 頁。
註63、〈太作令甲第 12 號〉，1937 年 10 月 12 日，見《篠原支隊陣中日誌》，JACAR：C11111331400。
註64、《昭和 12.10.13~12.11.02 篠原支隊南庄頭附近戰鬥詳報》，JACAR：C11111339700。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167 頁。
註65、網路資料，日本陸軍の戦車部隊，http://www.general-support.co.jp/column/columun03.html，2021年 8 月 6 日取得。轉引自原末乙生，《日本の戰車》。
註66、《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画令同細則の件（原本付属）》（第一部分）JACAR-C01007658600，（第二部分）JACAR-C01007658900，（第三部分）JACAR-C010076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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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8月14日日記：「惟望神聖保佑中華，使滬戰能急勝也。」
到了8月20日，蔣已經後悔，他期望透過英國調停，平息上海戰火。他在當日的日記中說：「......對英提案運用其能實現，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以今日戰況，或有退卻可能也。」
同時期徐永昌日記：
1937.08.08
日來覺蔣先生用兵不甚深思，且與僚佐聲氣不一，所以軍隊每苦於更調之煩。
1937.08.19
蔣先生用兵過於活動，今日卻見堅決。
1937.09.10
蔣先生有些不吃小虧，且好找小便宜，加以經扶不識大局，一味將兵力推進，恐華北軍事緣此互為因果，以至於吃大虧，余憂之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