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雖彈丸能頂天 ── 四行倉庫地緣探析

隨著2015年上海四行倉庫紀念館的整建與重開,八百壯士在四行倉庫的事蹟這幾年來在媒體上時時可見,但都是泛泛而論,未能深入,更和其它抗戰戰史一樣,最讓人困擾的地方就是地圖的短缺。不管是戰略全局的決策也好,戰術局部的攻防遭追轉也好,抗戰戰史往往都只有文字的敘述,最多是一張簡圖,缺少清楚而詳細的敵我行動圖示。這讓意欲深入瞭解的讀者們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地圖來擺弄,而這一擺弄,卻又會發現許多出人意料之外的春秋筆法。

四行倉庫與煤氣儲存槽

筆者個人最早接觸有關四行倉庫的文字資料是呂漢魂、盧克彰合著的《八百壯士》,當年讀後就有幾點疑問,一是四行倉庫在八一三松滬戰役期間一直是八十八師的師部,為什麼沒有被轟炸或砲擊?二是八十八師浴血奮戰許久,人員傷亡極重,補充官兵的作戰能力應該遠遠不如開戰時的精銳之師,八百壯士為何能夠在日軍包圍下撐上數日而傷亡又如此之低?三是八百壯士撤退的理由之一是由於蘇州河南岸有兩個煤氣庫,為租界安全考量,各國對國府施以外交壓力而促成八百壯士的撤離四行倉庫,這兩個煤氣庫在哪裡?為何大部分八百壯士相關文字中都一掠而過或甚至不提?凡此種種疑問,沈澱在記憶深處多年,去年看到重訪上海四行倉庫原址的一篇網文後,一時好奇,搜尋了一下地圖,卻有令人驚訝的發現。

四行倉庫位置


四行倉庫所在地在西藏路西側、蘇州河北岸畔,是兩棟毗鄰的鋼筋水泥樓房。西棟是北四行(金城、中南、大陸與鹽業銀行)聯合倉庫,東棟是大陸銀行倉庫,一般統稱「四行倉庫」,其實包括了這兩棟建築。四行倉庫南邊是光復路及蘇州河,東南是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東是西藏路,北是國慶路(更北是庫倫路、蒙古路),西是滿洲路(今晉元路)。從維基可以找到詳細位置圖。

圖一: 四行倉庫位置,來自維基

但是,這張地圖已經和舊時不太一樣,不但四行倉庫形狀走樣,周遭建築物和環境也有出入。如下面這幅由 Carl Crow 於 1935年繪製的地圖(圖二),在蘇州河以北、西藏路以東的這塊也屬於公共租界(黃色),它的範圍甚至涵蓋了西藏路以西臨街的一部分。另外,過了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蘇州河南岸河畔就是自來火廠(gas works)和兩個大大的瓦斯儲存槽。

圖二: “Illustrated Historical Map of Shanghai,” 1935。黃色部分為租界,淺褐色部分為華界。此圖將上海北站及調度場(圖上端)也標成黃色,可能是因當年滬寧鐵路(包括淞滬支線)經營管理權還在英國人手中之故。

下面這幅1935年英軍參謀本部地圖(圖三),也有類似的地標。蘇州河南岸是自來火廠,租界界線在西藏路以西,北邊彎折但直抵上海北站,和圖二一樣。

圖三: “Plan of Shanghai,”, 1935年英國參謀本部地圖3956號
下面(圖四)是1937年10月31日的《芝加哥每日論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報導八百壯士撤離四行倉庫的消息,也有很清楚的相關位置圖。比較圖一至圖四,可以發現,大陸銀行倉庫的一角很可能就座落在租界範圍之內。四行倉庫東側和南側都依托著租界,地緣上的優勢極大地加強了防禦一方的便利,減少了進攻一方的可用方法。雖然規模很小,這卻是在軍事上充分利用了地緣政治的一例。

圖四: 芝加哥每日論壇報,1937年10月31日剪報。此圖誤將瓦斯儲存槽畫在西藏路(Tibet Road)的西側

上海租界源流


既然知道租界就在四行倉庫近旁,那就先來瞭解一下租界的由來。

上海租界是中國近代第二個租界(澳門在明代1571年租借給葡萄牙人)。鴉片戰爭失敗後,清廷於1842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1845年11月29日,英國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與蘇淞太兵備道宮慕久公佈《上海土地章程》(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成為外人與清廷訂立租界的基礎。後來,美國和法國也跟著與清廷訂約開闢美租界與法租界,1854年英美法三國成立聯合租界,但1862年法租界退出聯合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併成為公共租界。

《上海土地章程》公佈之後,其內容條文經多次修訂,逐漸擴大外國人在租界的權力;租界範圍也隨著多次越界築路,以造成既成事實的方式,逐步擴大租界的地域。租界也逐漸成為國中之國,有自己的治理機構: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和法租界公董局(La Municipalité Française de Changhai),收取捐稅、治理市政、建設道路,更設有警察(公共租界巡捕房、法租界警務處)和地方武裝力量(公共租界萬國商團、法租界義勇隊),以維持治安,抵禦清末亂局中不時出現的土匪和亂黨。

圖五: 上海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上海城廂即清時上海縣城

人口方面,從一開始,外僑就是少數,反而華人入居租界越來越多。主要是外僑雇用華人工作,華人資本家也逐漸喜歡在此投資設廠,享受有現代化城市建設之餘,也能夠利用其替工商發展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雖然有主權被侵害的問題,但是租界也是替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封閉中國社會,打開一個體驗西方現代社會生活的窗戶。根據人口調查,1865年公共租界有外僑2,297人,法租界有外僑460人,共2,757人,但在租界中的華人卻有14,5052人;1925年租界外僑人口45,569人,華人人口1,388,801人;1930年,公共租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達113,920人,超過當時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倫敦。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也是松滬會戰期間租界南京路、大世界和先施百貨三次誤炸案(見拙文《碧穹始戰三千日──八一四空軍作戰探析》)會造成各超過2,600人和800人傷亡的原因。

20世紀最初的30年,外僑人口增長最多的是日僑。由於有地利之便,日橋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大量移居上海公共租界,進行商業活動。屋舍因之不敷需求,他們便向租界外闢居,集中在虹口北部及北四川路一帶。日僑人數在1910年超越英僑,成為上海租界人數最多的外僑。1927年,日僑有25,827人,佔上海外僑數的47%。日僑主要集中居住在虹口區,特別是吳淞路和北四川路一帶,屬於公共租界北部邊緣。

日本在1894年甲午戰爭後,開始有海軍軍艦常駐黃浦江,1897年派水兵組成臨時陸戰隊進駐領事館,開始地面駐兵。1927年初,為因應國民革命軍逼近上海,日本海軍抽調吳鎮守府特別陸戰隊和水兵進駐虹口,事態緩和後,有部分特別陸戰隊留下常駐虹口。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與租界各國協議,開始負責守備公共租界的東區和北區的東半部(北河南路以東),但日軍堅持把不屬於租界的北四川路一帶日僑較多的地區也列入其守備範圍;不過,公共租界北區西半部(北河南路以西、蘇州河以北地區)仍是英軍和萬國商團守備區域。

所以,一般所謂的「日租界」並不存在,僅是公共租界東區和北區,加上租界之外虹口區北部由日軍警備的地區。

圖六: 上海公共租界警備區域圖(電腦加色),1932年。A 日陸戰隊、B 萬國商團(美陸戰隊與英軍協防)、C 美陸戰隊、D 英軍。

一二八事變


今天已經很清楚,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的發生,主要來自於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的設計。九一八事變後,為了扶持滿洲國的成立,他與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聯繫,並派出川島芳子協助,想要在上海這個國際性都市製造軍事衝突,以轉移各國對滿洲國的注意力。上海原本就因為九一八事變而充斥反日情緒,百姓與日僑雙方摩擦不斷。先有抵制日貨,又有日華百姓彼此毆辱,再有民國日報報導韓人刺日皇失敗事件,用了「不幸僅炸副車」字眼,引致日人抗議,上海的緊張程度已經非常高。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炮製1月18日的日本日蓮宗僧侶毆打案(被打日人1死2傷),以及1月20日的華資三友實業社毛巾廠縱火案(縱火日人1死3傷,中國巡捕1死2傷),更把矛盾衝突更加激化。雙方軍隊開始增援,並推進至極近距離,構築鐵刺網及各種防禦工事。如此,不但無助於解除緊張,反而促成衝突節節升高,終至不可收拾。

思考這事變衝突升高的過程,其中雖有關東軍特務的操弄,也有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傲慢,不過十九路軍上下激昂求戰,反落入板垣等人的算計之中,卻也是不能否認的。而在五年之後,幾乎是同樣的衝突模式,重現於上海地區 ── 張治中調入偽裝為保安團的一團正規軍,結果引發了虹橋機場事件,日本增兵,國軍增兵,最後在張治中慫恿之下,蔣介石決定主動進攻,戰事爆發。

根據日本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部昭和七年(1932年)二月《上海事件報告(至二月七日止部分)》,1932年初日本上海的陸戰隊本有672名,1月23日增加到908人,配有有80毫米野砲4門、50毫米野砲4門、迫擊砲4門,裝甲車9台,機槍車2台。日本海軍在黃浦江上有20艘驅逐艦與砲艦,黃浦江入長江口有水上機母艦「能登呂」號及1艘驅逐艦。「能登呂」號載有6架14式水上偵察機(另4架備用機),此機乘員3人,可載110公斤炸彈2枚或30公斤炸彈4枚。

1月24日,日軍方面偵得十九路軍約二萬人往上海方面集中,有部隊開始在閘北地區天通庵路、東寶興路、竇樂安路、吟桂路、東橫濱路以沙包、鐵絲網構築工事、挖掘戰壕,另吳淞、真茹、江灣方面也在構築防禦陣地。1月27日公共租界駐軍會議,各國駐軍立即進入公共租界各警備區域,開始戒嚴。1月28日晚上10時,日本領事館傳遞日警蒐集到的情報,稱北站到了10列載滿國軍的列車及一列裝甲列車;江灣路、同濟路口國軍在構築工事;廣東會館(按,可能是湖州會館之誤)有國軍200人、商務印書館有200人,北站和寶山路一帶有400人。

日陸戰隊在1月28日又兩次增援(部分到29日早上才完成),總人數共3,126人,並且開始進入陣地。約在深夜2300I時分,雙方在做為邊界線的淞滬鐵路軌道附近交火,到底是誰先開槍的,已經說不清楚,也不重要了。

一二八事變與商務印書館被燬


說到這裡,不妨來探究一個相關公案。

一二八事變戰火在1932年1月28日深夜引燃,國軍第十九路軍與日本陸戰隊猛烈交火。1月29日早晨商務印書館和其附屬東方圖書館即被日本飛機炸中起火,2月1日晨東方圖書館再度起火。經過轟炸及其後的火災中,廠房、機器、藏版、藏書被毀,損失重大。特別是東方圖書館,藏書達46萬冊(含3萬餘本善本古籍),除5000本宋元善本古籍存於銀行保險庫得以保存外,其餘皆付諸一炬。無疑地,這是人類文化的一次重大損失。

對於日軍這個暴行,又值國難當頭、激憤之餘,當年的口誅筆伐不免誇張了點。後世不察,又沒做好功課,不但照單全收,還加以發揮。有稱商務印書館不在戰區、日軍卻專門針對其轟炸者,有稱2月1日東方圖書館再度起火是日本浪人縱火者,更有說法稱日軍司令鹽澤某某說過焚燬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則永遠不能恢復云云。諸如此類的說法,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有一定的作用;到了今天,卻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此事稍加思考,不免有疑。時機方面,要破壞商務印書館,何必選在此時?開戰的第一天,更有價值的目標比比皆是,何必轟炸一個據稱沒有國軍據守的文化目標?手段方面,根本不需要等到開戰,糾集幾十名浪人、趁夜潛入,不過幾桶汽油、一根火柴的事 ── 正如1月20日上海華資三友實業社毛巾廠被焚事件一樣,何必出動飛機轟炸?另外,2月1日是開戰第四天,日本浪人如何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來去自如地來到國軍控制地區放火?疑點太多了。

那麼,日軍為什麼要攻擊商務印書館和湖州會館?還是一樣的老問題,因為沒有看地圖,才有這個疑問。看了地圖,認知就會不一樣。

圖七: 日軍《上海閘北概見圖・昭和七年一月下旬》,1932年。紅藍色實線為雙方工事據點,折線為鐵刺網。共同租界內的北河南路為萬國商團駐守(英軍協防),所以國軍在北站(北停車場)的工事面向東側。
 開戰之前,中日雙方沿著松滬鐵路兩側對峙,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根本就在最前線,並非在戰區之外。而國軍第十九路軍部隊即使沒有直接使用商務印書館做為據點,在其周遭至少也建立了一些防禦工事。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自然調用飛機來轟炸國軍的陣地。不幸地,商務印書館和湖州會館被日軍認為是有相當兵力據守的所在(見前面日本領事館情報),所以成為轟炸重點目標。

在北邊,日陸戰隊很快佔領天通庵車站,後來又被國軍援兵奪回;0145時(日軍紀錄是東京時間0245時,以下皆用北京時間)佔領淞滬鐵路在虬江路的平交道;但在三義里、廣東路(中州路)的平交道處,遇到國軍的頑強抵抗、反覆逆襲,雖然集中兵力進攻,但直到0400時才被日軍佔領。日陸戰隊之後向西的攻擊顯然無功,於是召喚海軍航空隊支援。

日本海軍水上機母艦「能登呂」號本在凌晨0300時派出兩架水上飛機在閘北上空投放照明彈並轟炸湖州會館,以擾亂國軍;又於0530時派4架飛機出動轟炸。從0310時至0630時,這六架水上飛機總共投彈十四枚,報告直接命中商務印書館和湖州會館各兩枚。不過,這裡應該是因視線不良,日軍飛行員誤報,此時商務印書館還沒有被炸中。

接著,0834時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給「能登呂」號發送急電,要求全力攻擊商務印書館,「能登呂」號隨即派出第二波攻擊隊,商務印書館在早上1000時左右被炸起火,應該就是這波攻擊的結果。此日,「能登呂」號的水上飛機總共出動29架次,投彈88枚,都是30公斤二型改一通常爆彈。根據1932年3月7日的《上海に於ける能登呂及飛行基地視察報告》中表列,29日「能登呂」號的水上飛機在700至1000公尺高度,以水平投彈方式,對商務印書館和湖州會館各投下22枚和11枚炸彈,各命中18枚和5枚。商務印書館火起後,連續引發多處火頭,烈焰熊熊;湖州會館是老朽磚瓦房,火起燒塌。另外轟炸北站中的兩列裝甲列車,對一列停止中的裝甲列車俯衝至200至300公尺高度,共投彈24枚,命中10枚,兩節車廂翻覆起火燃燒;對另一列退卻的裝甲列車投擲8枚炸彈未中,此外還轟炸鐵軌及運兵列車。

國軍資料方面,19路軍78師156旅旅長翁照桓著的《松滬血戰回憶錄》,提供了足供比對的資料。

156旅從1月14日起分散在吳淞、寶山、瀏河、嘉定、大場、閘北一帶警戒。1月23日午夜,奉命南移,由第6團進駐閘北。第6團團長張君嵩報告:「……二、各部到滬後,即在閘北京滬線北站起,沿淞滬路之寶山路、虬江路、中興路(中山路)、天通庵路、青雲路,等各路口,至八字橋止,構築防禦工事;並預定該地帶為第一抵抗線,由會文路至宋公園路之線,為第二抵抗線。」另,鐵道炮隊(裝甲列車)及在北站駐守的一營憲兵也撥歸張君嵩指揮。

1月26日,由於情勢持續緊張,國民政府擔心摩拳擦掌的十九路軍會跟日軍爆發衝突,指派憲兵第6團來與156旅第6團換防。但是十九路軍有意拖延,在28日當天憲兵第6團僅一個營趕到真茹,沒有來得及換防。所以當28日午夜雙方開火時,還是156旅6團在防守閘北陣地。

圖八: 《淞滬血戰回憶錄》閘北地圖,最上標題應為一五六旅第六團,另外圖中下有一箭頭顯示日軍從西藏路進攻,不確。此地以南為公共租界萬國商團防區,不會有日軍出現。
午夜前,日軍從虬江路、寶興路、廣東路(中州路)、橫濱路、天通庵路、青雲路進攻。在六團付出極大犧牲下,日軍被擊退。0350時,第五團全團趕來閘北增援,日本飛機在早晨0440時左右臨空,對六團陣地投下炸彈和燃燒彈,廣東路、橫濱路、寶山路一帶商店、民房紛紛著火並蔓延開來。日軍後又發動數次進攻,陣地失而復得。

天色微明後日機又來轟炸(29日當天日出時間是0649時,此時當是0600時至0630時之間),一彈命中湖州會館內的軍警聯合辦事處,一彈命中六團一營營部,其餘落在民房上。

上午十點左右,日軍再度進攻,以砲火壓迫國軍陣地,並且日機再度轟炸(0834時日陸戰隊急電要求的支援),許多民房、商店陸續起火,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亦著火。過一陣子,北站鐘樓和大廳也起火,在站內的中央鐵道砲車(即裝甲火車)也被炸壞兩節,防守北站的一連憲兵潰退。正好憲兵第六團一營從真茹趕來,翁照桓稱:「……我便命他們歸張團長指揮,並令該營營長李上珍率領所部前往北站,確實將該站偵(佔)領,另以一部分依據該站附近的洋房,據險死守。這樣我們幾瀕危急的右翼據點就恢復了。」

經過這樣的比對,我們可以知道,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被炸,應是日軍對國軍陣地轟炸之軍事戰術性作為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而不是某些文字所述有特別文化針對性的行動。2月1日東方圖書館再度起火,很可能是沒撲滅的火頭死灰復燃。更何況,就算1月29日沒有被炸,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也難逃兵爨。因為,2月5日時前線已經移到寶山路一線,國軍、日軍各據東方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隔著寶山路交火。這兩棟建築物經過多日轟炸與砲擊,此時已成廢墟了。網路上種種蒙著眼睛寫出的感性文章,可以休矣。

圖九: 商務印書館廢墟(圖上、中)
解決了商務印書館的公案,回頭看看閘北的地利。很明顯的,78師的防線右翼從北站開始,南倚公共租界北區萬國商團警備區(英軍協防)的邊界線。位於公共租界北區西部的這個中立區,以及蘇州河南岸公共租界中區、西區,以及法租界,讓交戰的中日雙方都受到限制,無法向南展開或迂迴。閘北、虹口這段戰線上,只能在市區建築物之間進行逐間逐屋的巷戰;而且越鄰近英美防區的地方,日軍更難以發揮火力,總是要防著流彈誤擊英美中立國民,引起國際糾紛。對實力較弱的國軍來說,其實是大大有利。

但是誤擊還是難免。1932年2月18日澳洲《雪梨晨間先驅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就報導在上海黃浦江邊落下多發國軍砲彈,碼頭上的英國水兵1死1傷,華人3死8傷;更抱怨國軍砲兵準頭太差,造成公共租界內多人傷亡,房屋、店鋪被毀。

一二八事變停火後,日本藉由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取得在原警備區駐兵權利;國軍停在滬寧鐵路上安亭鎮至長江邊許滸一線;雙方原來激戰的地區如閘北、南翔、真茹成為非武裝區,國府以警察和保安隊管治這非武裝區,不能派駐正規軍。後來1937年七七事變後,張治中派正規軍化裝成保安隊進駐此區,日軍派人察看,釀成虹橋機場事件,最後引發淞滬會戰。

1932年同年,日軍設立「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常設兵力約2,000人。1933年,在虹口區的日本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新建築完工,為鋼筋水泥大型建築物,成為1937年八一三松滬會戰初期的作戰焦點目標之一。

淞滬會戰──政略為先


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上海又再度爆發戰事。平心而論,淞滬會戰是蔣介石在張治中一再慫恿之下倉促決定主動開戰。對中國抗戰來說,這個突然的軍事行動,是在錯誤的地點執行了錯誤的戰略,對在軍事上、經濟上進行長期抗戰的策略都無益處。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之後的一個月內,國軍絕大部分的軍事準備都是針對華北,依據參謀本部及德國軍事顧問團以兩年時間擬定的國防計畫,往華北調兵遣將。華中、華南方面,僅僅是以警戒為主;為了加強對華北方向作戰的預備,甚至還將原本在華中的警戒兵力也往北調。就如滬杭分區警備主任張發奎麾下的56師,就在8月初奉令調安徽蚌埠,以致於上海黃浦江以東至杭州灣一帶廣大地域的防務,全都落在57師的身上,兵力使用捉襟見肘。

8月7日在國民政府最高層級的國防聯席會議中,軍政部長何應欽報告的兵力配置計畫是要在河北、山東等地投入60個師,山西、綏遠、察哈爾15至20個師,福建、廣東等地15個師,而上海、杭州、乍浦方向僅僅10個師;彈藥油械儲備的三分之二將支應江北,僅三分之一留於江南。空軍也在8月初根據《冀北作戰計畫》將作戰主力的第2、第4、第9大隊以及第5大隊的大部往長江以北調動,準備襲擊華北日軍航空兵力,以支援國軍陸軍作戰。很明顯地,在上海方面國軍原本並無開戰準備。

不妨想像一下,1939年8月上旬,當德國國防軍集中陸軍62個師和大部分的空軍在東線準備跟波蘭開戰時,希特勒卻突然命令在僅有22個德國後備師的西線上主動攻擊法國阿爾薩斯的虛擬情景。如果真有這種情形,日後歷史學者會如何評論希特勒的這種決策呢?

在軍事戰略上,此時在上海主動開戰是很讓人詫異的決策。雖然國軍二十六年度國防計畫甲案的作戰指導要領第八條提到開戰之初長江下游國軍要全力佔領上海,但是此作戰計畫的敵情判斷和作戰時機都提到中日作戰初期可能僅為局部軍事行動,很顯然此作戰指導要領必須配合作戰時機一起考慮。蘆溝橋事變正好吻合作戰時機之一:「敵軍為擴大偽組織,實行侵佔平津,而與冀察部隊惹起武裝衝突之時期。」因此國軍正依照作戰指導要領二至七條,對冀察綏進行作戰準備。而作戰時機之三:「敵增兵淞滬,或以海空軍襲擊我首都,企圖遂行其強迫談判及威脅挾持等時期。」此時並未發生。蔣介石自己的日記都不認為日軍會在松滬進攻,他在8月8日的日記裡寫到:「漢口倭軍之果然撤退,其長江各埠海軍亦撤退,是表示其不在長江之意多,而集中以後再行進攻之意少也。」那麼根據局部作戰的研判,在此按兵不動,繼續集中兵力對華北作戰才是正解。

中國軍事能力薄弱,僅專注一個方向已屬吃力。在華北冀魯之地作戰雖然要防備日軍在山東半島登陸,畢竟僅需應付日本陸軍,而且德國軍事顧問團法肯豪森等早已擬定作戰方案,在冀魯進行消耗戰,逐次撤退,拉開戰線,分散日軍兵力,拖長其陸上補給線,輔以敵後游擊戰,另從熱河等地繞道襲擾日軍後方,這都需要投入極大的兵力和資源,再開闢第二戰場並非明智之舉。獅子搏兔都得全力以赴,何況此時中國談不上雄獅,日本更非狡兔。而且,在上海作戰,有利於日本海軍力量的直接投射,讓華北內陸作戰時幾乎是閒置的日本海軍艦艇及其航空兵力可以得到有所用武之地。

至於1960年代開始蔣緯國等人主張的「東西軸線轉換說」,認為在上海開戰是蔣介石的高明戰略決策,將日軍從南北軸向引到東西軸向云云;近來一些學者也沿用這個說法,卻找不到任何可靠證據,僅用極少數人的模糊回憶,或是張冠李戴,或是過度演繹。其實這個主張,不管從歷史上、作戰能力上、文書紀錄上來看,都是無稽之談。

歷史上從北至南的進攻,往往受限於陸路補給能力,耗時費日,進程很慢;而一旦到達長江流域,掌握了水師,能利用水路運兵運糧,反而能快速進擊,勢不可擋。就如蒙古攻宋前後三次共42年,第三次蒙古人從1268年開始進攻襄樊,至1273年才拿下襄陽,抵達長江流域,但隨即用新練水師支援快速沿江東下,僅花了三年,在1276年初就攻佔南宋首都臨安。只知沿江東下陸路進展快速,不知水路運輸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讀史不夠全面。

而且,那是冷兵器時代的戰爭,軍械、兵具、船隻還能就地製造取得;到了熱兵器時代,日本人難道還能就地製造足夠噸位的艦艇?還是說可以把百噸以上船隻經過華北華中從陸上拖過來?這當然都不實際,日本人自然不可能師蒙古故智,就地建立水師、沿江而下。雖說如此,但是他們若要反向溯江而上,卻一點也不困難,因為他們有一個更為有力的軍種──海軍。

再一個例子。國軍在1938年2月即炸斷鄭州黃河鐵橋,日軍直至1944年3月才將其修復。日軍從1938年至1944年這六年期間在湘鄂地區與國軍展開的多次血戰,後勤補給從何而來?日本在華的內河輪船從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的13艘29,360噸增長到1940年10月的74艘69,343噸,就足以說明長江水運對侵華日軍的重要性。

再者,「東西軸線轉換說」支持者最常談到的就是「日軍機械化部隊對華北作戰的威脅」,但卻從來不曾明確量化指出日軍機械化部隊的規模、組織運用、作戰能力等等。事實上,二戰日本陸軍機械化程度一直都很低,1937年時日軍一個常備師團才配24輛坦克,200多輛汽車,反而有7000多匹軍馬,根本談不上機械化。當時日軍成建制的機械化部隊僅有關東軍的兩個戰車聯隊及幾個獨立大隊,主要在防蘇之用;這些單位就算投入對華作戰,其稀少的數量及相應對後勤運補需求的壓力根本不足以構成對廣大華北、中原戰場的重大威脅。國軍參謀本部和德國軍事顧問團研究對日作戰數年,如果日本真有什麼「機械化部隊」,導致南北軸線不利而東西軸線有利,為何他們一直還是以在華北作戰為主要方針,而非想盡各種手段要引日軍東來?

在國軍文書檔案紀錄中,更找不到有如何主動引起軸線轉換的計畫和討論。國軍高層的會議討論中,也完全沒有這個軸線轉換策略的跡象。如七七事變後為因應局勢,從7月11日開始每日在軍政部長何應欽官邸舉行的蘆溝橋事件會報中,根本未曾討論要在上海方面進行作戰,要直到8月12日第33次會報,才提到要派馮玉祥「...速組第三戰區司令部,赴蘇滬前線指揮。」

更進一步,從1937年至1967年整整30年,完全沒有人站出來主張宣揚這個軸線轉換戰略。就如何應欽於1946年付梓的《八年抗戰之經過》,也沒提到這個軸線轉換戰略;如其中第10章結論盛讚蔣介石「高瞻遠矚,精密籌劃」,其作為也不過是定策「持久抵抗」、「以空間換取時間」而已,完全沒有軸線轉換之說。如果連先身為軍政部長、參謀總長的何應欽都對軸線轉換戰略隻字不提,這表示這個「軸線轉換」的想法根本未曾具體成文;而既然未曾具體成文,又如何傳遞到國府軍政高層,以有計畫、有步驟地執行、推動這個轉換的策略呢?答案自然是:不可能。這也無怪乎「軸線轉換戰略說」的支持者根本找不到相關的系列文件(paper trail),所以這個「軸線轉換戰略說」的主張早早可以休矣。日軍之所以轉而沿長江溯江攻至武漢,實在是多個因素相互牽引下造成的結果,並非蔣介石或國軍高層在淞滬開戰前就已經有意地、有計畫地引導轉移日軍作戰軸向。

在經濟戰略上,在上海主動早早開戰更是不智。國防計畫裡很明確地指出:「長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區,為我國最重要之經濟工業中心......」,突然在上海開戰,滬杭膏腴之地馬上捲入戰火,如何能夠按照戰前策略,將工業生產能力有條不紊地逐步向西南大後方轉移?上海在1937年統計有大小工廠5400餘家,1937年的《上海市年鑒》記錄規模較大、有正式登記的有1373家,佔全國有登記的三分之一,資本額約40%。但這拆遷並無準備,國民政府行政院於8月10日通過拆遷上海工廠計畫,8月12日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成立。因為突然開戰,大部分工廠不及轉移,戰火中被毀2300餘家,其它都落入敵手,僅有148家遷移到後方,其中121家抵達武漢,其它27家去向不明。等到1938年武漢危急工廠再度內遷時,其中77家遷至四川,21家遷至廣西、湖南、雲南,有23家無力再遷而停業。武漢當地工廠拆遷則有168家,但是規模普遍較小,甚至還包括56家手工機織的紡織廠。雖然整個華中華南號稱有約500家工廠往後方遷移,實際抵達大西南的卻是遠遠低於此數。

所以,在上海主動開戰的動機,無助於戰略、無益於經濟,歸根究底,僅是政略,這個政略就在於引起國際注意而干涉。

龍雲回憶,在淞滬會戰開始後數日,蔣介石在南京宴請他,陪客有汪精衛、馮玉祥、丁維汾等人,汪問蔣道:「這次中日戰爭發生在北方,怎麼上海也打起來了?如此豈不成了兩個戰場,我們的兵力夠使用嗎?」蔣答道:「在北方打仗,國際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

其實,蔣自己此時也為輕率發起滬戰的後果而有所猶豫,寄望於透過國際交涉解決。8月20日,他的日記稱:「本日滬戰頗有進展,南口陣地已固,此心略安。對英提案運用其能實現,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以今日戰況,或有退卻可能也。」這段日記顯示蔣意欲透過外交手段「使倭得轉圜離滬」,何曾有一絲欲引日軍東來的戰略意圖?

9月2日,陳誠日記稱當天他從昆山打電話向蔣報告:「淞滬在戰略上對我極為不利,但在政略上絕不能放棄,亦可不放棄。」蔣聞之贊同。此則日記甚為重要,因為某些學者引《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中陳誠自述在8月18日晚對蔣建言:「不如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二十五年所預定之戰略。」作為「軸線轉換說」的證據,兩相比較,顯然陳誠觀點前後矛盾。由於回憶錄多是多年之後寫成,不免受後日外在環境影響,相較於原始資料的日記來說,自然是日記更為可信。

9月開始,國軍戰況不利,白崇禧、劉斐皆勸蔣適可而止,將部隊向吳福線國防工事撤退。10月初外交上稍微有些進展,蔣遂決意堅持在上海戰鬥,以待國際反應,其10月9日日記稱:「國際形勢因美國總統聲明有急轉直下之佳象,此為抗戰第一之目的幸已奏效矣。」10月15日日記:「相持半年,遲至明年三月,倭國若無內亂,必有外患,須忍之。」這些都在在證明了當時是以政略為先。

而「八百壯士」在四行倉庫的留守,也是政略為先的體現。10月25日,日軍突破大場陣地,國軍不得不退至公共租界以西的蘇州河南岸。但是為了即將開會的九國公約會議,蔣意欲留一個師固守閘北,繼續抵抗,以「感動中外」。但是顧祝同和88師師長孫元良討論後,決定僅留一個團,顧以此回報力爭,終於獲蔣首肯。而最後孫元良在10月26日晚上下令時,更將規模縮減到僅留262旅524團1營,並以地利較優的原師部所在地四行倉庫為據點固守。

八一三淞滬會戰中的四行倉庫


談到這裡,再細看公共租界的警備圖,可以知道1937年8月淞滬會戰開始後不久,88師之所以把師部從最初的中山路31號橋附近的觀音堂移到四行倉庫,為的就是利用此處地利。四行倉庫東面緊貼著萬國商團和英軍駐守的公共租界北區西半,南面隔蘇州河是公共租界中區,隔河更有煤氣儲存槽,日軍不管是要砲擊、要轟炸都很困難,足以保障師部的安全,所謂「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雖然這無疑地也是綁架了租界,但是關係生死的鬥爭,要以何種道德標準來判斷,本就是個很難有解的課題。

圖十: 公共租界防區圖,1935年。紅褐色為日本上海特別陸戰隊警備區,藍色為萬國商團警備區(英軍協防)。有英文字母標示的黑色圓點是鋼筋水泥碉堡。緊貼著四行倉庫的F號碉堡就在新垃圾橋的橋頭上,見後討論。
雖然歷年有許多文字讚頌八百壯士的英勇,但是無可否認的,此時他們的戰力並不強。88師從8月13日開始就在閘北投入戰鬥,傷亡極重,兩個多月內已經補充四、五次,已經不是開戰當初的精銳之師。新補充上來的部隊裝備、訓練不足,都是靠著殘存的極少數骨幹在硬撐。

而就是因為深知四行倉庫所在位置的地利優勢,後來88師師長孫元良才會選擇此地做為留守部隊最後堅持的據點。不求他們能夠殲滅多少日軍,也不求他們能與日軍來回爭奪陣地,僅僅是為了能夠讓日軍火力無法發揮、讓留守的部隊可以多撐幾天、同時還給他們一個生還的希望。

由於東邊是公共租界北區西半部,南邊隔蘇州河是公共租界中區,日軍都無法通過,所以只能從北或從西進攻。但是從北進攻有兩大限制,一是蘇州河南岸廣大的公共租界及其南邊的法租界,二是南岸的煤氣儲存槽,這些都是容易引起國際糾紛的因素。由於這個地緣的關係,嚴重限制了日軍的進攻方向,基本上僅能從西進攻,而且射界極小。

那麼,這個制約日軍火力、支撐了八百壯士四天戰鬥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煤氣儲存槽,又是什麼一個狀況?

煤氣儲存槽


這煤氣槽的來源很早。早在1865年,在外商集資下,成立了「大英自來火房」(後改名「上海英商煤氣公司」),是上海也是中國的第一家公用事業,而上海也成為亞洲第一個使用煤氣的都市。當時的煤氣用途是用在煤氣燈上做為照明之用,後來電燈開始流行之後,才逐漸轉為烹煮取暖之用。煤氣的來源是用煤或焦炭經由反應爐乾餾或與水蒸氣反應後生成的,需要大量煤或焦炭和水。所以大英自來火房的煤氣廠就設在公共租界蘇州河邊泥城濱(「濱」意為小河)一帶,方便煤炭的運輸與排水。

1899年在廠北建橫跨蘇州河的木橋,在1924年改建為鋼筋水泥結構,名自來火房橋,但因為靠近垃圾碼頭,俗稱「新垃圾橋」(「老垃圾橋」即今浙江路橋),1942年改名為西藏路橋。原來泥城濱是蘇州河支流,1918年填濱築路,命名為西藏中路。西藏中路與北京路交口一帶,地方俗稱「泥城橋」,即當年跨越泥城濱的木橋所在。

圖 十一: 風景明信片,大英自來火房,19世紀。右下角即泥城濱河岸。上海是亞洲第一個有自來火(煤氣)的城市,煤氣在當時是文明進步的象徵,因此畫入明信片中。
圖十二: 風景明信片,上海英商煤氣公司,約1900年至1918年間。左邊新垃圾橋仍為木橋,中間煤氣儲存槽是南側的儲存槽,有山牆的樓房為辦公室,樓旁泥城濱仍在,圖右是煤氣生產廠區。
圖十三: 上海英商煤氣公司煤氣槽,緊靠西藏中路,背景高樓為中國銀行倉庫。
不過,在淞滬會戰當時,可能為了民心士氣,在刊登四行倉庫照片時,特別避開了煤氣庫的方向,以至於和四行倉庫近在咫尺的煤氣庫,留下來的照片很少。臺灣舊時出版書籍裡偶爾還可以找到一兩張,但標示通常都不會特意去提,讀者自然不會去注意到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圖十四: 左方背景為四行倉庫,中間兩個深色圓柱體即煤氣儲存槽,右方高樓為中國銀行辦事所及倉庫。背景的濃煙大火起自燃燒中的閘北,國軍88師撤退時放火阻斷日軍追擊。取自《八百壯士畫史》。
網路流傳的照片在2015年之前,也少見煤氣庫的出現。大部分都是四行倉庫南面的正面照片。2015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中拍賣一批美國人海嵐・里昂(Hyland Leon,中文名「雷安」)的收藏品,其中有許多四行倉庫相關的照片,煤氣庫才又再度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之中。

雷安此人經歷也值得一提。他生於1908年,年青時醉心演藝事業,從1925年至1934年,在好萊塢當過普通小演員和特技演員。跟許多掙扎中的演員一樣,他也在洛杉磯其他地方兼差,在近郊伯班克(Burbank)的飛機廠當過機械師。1934年他跟著追求中的女星來到上海,在中國各地旅行數月。1934年11月,意外接到張學良機械師電話,請他去幫忙組裝新買的飛機,就此結識張學良,並被雇為張學良的飛機師之一。西安事變後,他回到上海,受張學良之託與其它數名外國人一起保護趙一荻母子。後來他又做過許多不同工作,包括中國航空公司(CNAC)機械師、湖南駕訓學校技工、美聯社攝影記者等等,在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回美國,最後在1973年去世。

圖十五: 蔣介石與宋美齡生活照,浙江奉化,1937年1月。拍攝者雷安。
由於他在中國的經歷,他收藏了許多珍貴的文件與照片。2013年時他的家族在紐約拍賣他的收藏品,包括數十封張學良手書文稿及與他人來往信件,如毛澤東等在西安事變前向張學良提議合作的信件;四千多張底片,包括在重慶時拍攝蔣介石和宋家三姊妹的生活照;還有就是他個人收集的各類文書、冊子。這些收藏品被人以約50萬美金買下,2015年在上海分拆拍賣,印了一本目錄,許多淞滬會戰的照片才隨之流傳到網路上。

雷安所拍照片中,有許多在當年的報刊雜誌上也曾刊登過,有一些沒被發表過。其中有不少與四行倉庫相關的,見後文討論。

四行倉庫周邊地理


四行倉庫周遭地理環境,在這多年來的文字中,無人深入探討。不瞭解地理及其影響,如何能對雙方戰術、攻防互動、甚至最後的結果做出客觀的理解與評價?八十年前這場戰鬥因政略而發生,難道八十年後還只能為政略而紀念?

筆者在蒐羅一些資料後,嘗試拼湊出四行倉庫周邊地理環境,也進而據之為四行倉庫的那段歷史做一些考據。

四行倉庫所在地在西藏路西側、蘇州河北岸畔,是兩棟毗鄰的鋼筋水泥樓房。西棟是北四行(金城、中南、大陸與鹽業銀行)聯合倉庫,東棟是大陸銀行倉庫,兩棟之間並不相通。一般統稱「四行倉庫」,其實是包括了這兩棟建築。四行倉庫南邊是光復路及蘇州河,東南是新垃圾橋(今西藏路橋),東是西藏北路(北西藏路),北是國慶路,西是滿洲路(今晉元路)。

圖十六: 四行倉庫周邊地圖,以日本《朝日新聞》1932年出版《上海最新地圖》改繪。

四行倉庫位於上海華界閘北區與公共租界北區交界的最南端,東牆之外就是公共租界界線,整條西藏路包括路西側的一排店鋪都在公共租界界線之內。事實上,東棟大陸銀行倉庫應有部分土地亦在公共租界之內。

以北河南路東側為界,公共租界北區分為兩半,北區的東半和公共租界東區為日本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的警備區,北區的西半則是萬國商團與英軍的警備區。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中區則是以西藏中路分成萬國商團與英軍及萬國商團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兩個警備區(參考圖六)。

從圖十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國軍88師或日本陸戰隊,側翼都緊靠著英軍駐防的公共租界北區西半,無法進行迂迴。而且因為這個英軍防區的存在,雙方投鼠忌器,這一帶的交戰較不激烈,以致88師和日本上海特別陸戰隊爭奪的焦點反在更北邊的天通庵、八字橋一帶。

戰事一起,英軍就對防區邊界加強警戒。他們沿邊界道路密佈鐵刺網拒馬,並以沙袋加強封閉路口。在北河南路,鐵刺網緊靠東側店鋪房屋門前,北西藏路則是緊靠西側店鋪門前,都是控制了整個路面,只有在北邊較寬且界線居中的界路才是控制半個路面。

圖十七: 北西藏路巷口隔著沙袋和鐵刺網的英軍及國軍士兵,英軍將鐵刺網拒馬佈在道路西側商店門前。照片右側有消防隊正在用水龍救火。拍攝者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1937年9月12日。
圖十八: 界路中央的鐵刺網及拒馬。左邊為公共租界北區西半,右邊為華界,大樓為淞滬、滬寧鐵路管理局大廈。中央一排電線桿上右側中段伸出的橫槓是電車電纜的支架。一名國軍士兵在交通指揮塔上對東警戒。拍攝者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1937年8月20日。
四行倉庫北側緊靠往西北彎折的國慶路,國慶路以北是許多小型商鋪或民居。

東側緊貼著大陸銀行倉庫東牆是一排鄰接北西藏路的門面商鋪,商鋪南端突出,將光復路口遮去一半,商鋪二樓有窗向西。更東隔著北西藏路是三層樓的中國銀行貨棧,再過去是十層樓的中國銀行倉庫及辦事處。

新垃圾橋(西藏路橋)在倉庫東南側,過橋東南側即自來火廠的煤氣儲存槽。橋頭有一英軍在1932年構築的二層樓碉堡,與突出的商鋪距離僅數米之遙。除了鐵刺網外,英軍亦以沙袋將光復路口堵死。

四行倉庫南側是光復路,緊鄰蘇州河,有棧橋從蘇州河道上來,以利貨物裝卸。88師師部在此時,在南側兩個大門以及倉庫西南角以沙袋堆砌防禦工事,路面並埋有反坦克鋼軌(但方向卻是向東)。

倉庫西側是幾間店鋪倉庫。在光復路與滿洲路交口處有一座鋼筋水泥構築的碉堡,射口朝南,這是1935年後構築的國防工事。隔著滿洲路對面則是三層樓高的江蘇銀行第一倉庫,再過去是上海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也是三層樓,但高度稍高。再隔一段距離是四層樓高的交通銀行倉庫。

圖十九: 遠方建築物從左至右:交通銀行倉庫(A)、上海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B)及江蘇銀行第一倉庫(C)、四行倉庫(D)、中國銀行貨棧(E)、中國銀行辦事所及倉庫(F)。中國銀行倉庫前景為西藏路橋,其右方可見北煤氣儲存槽(G)。拍攝者雷安,從背景閘北及四行倉庫近處濃煙推測,日期應是10月27日。
圖二十: 四行倉庫的緊鄰。《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上》,1947年。圖右下角的弧線即另一煤氣槽的圓形槽體。雖然經過十年的商業變遷,周遭店鋪地基大致和1937年相差不遠。
圖二十一: 自左至右,四行倉庫(A)、四行倉庫東側商店(B)、一整排三層樓的中國銀行貨棧(C)、十層樓的中國銀行辦事所及倉庫(D)。前景是蘇州河、新垃圾橋,北煤氣儲存槽(E)。新垃圾橋左邊橋頭有一棟二層樓高方形小建築物,即 F 號英軍碉堡(blockhouse)(F)。拍攝者雷安。

圖二十二: 從煤氣儲存槽中層看西藏路橋。從左至右:四行倉庫、商店、西藏路、中國銀行貨棧。橋頭英軍的 F 號碉堡非常清楚。時間應該是四行倉庫戰鬥結束以後,倉庫旁民房已經焚燬,四行倉庫也有焚燒痕跡。注意中國銀行貨棧的門開在靠蘇州河岸北蘇州路上,門前河岸有棧橋方便卸載貨物。拍攝者不詳。

圖二十三: 從煤氣儲存槽半高處維修走道拍攝四行倉庫。時間應是四行倉庫戰鬥結束之後一些時日。已沒有火煙,但四行倉庫有焚燒痕跡。拍攝者不詳。

雷安拍了許多以四行倉庫為背景的照片,尤其是一系列以四行倉庫南側光復路為背景的照片,彌足珍貴。可惜的是,後人不察,未經仔細考證,往往把這些照片標示為四行守軍戰鬥的照片,以訛傳訛。其實四行守軍臨時接到死守命令,凌晨趕到四行倉庫,隨即進行戰備,並進入戰鬥,何能有機會留下近距離的影像?這些影像,其實是88師師部在此處時,由88師師部特務連(警衛連)特地為雷安進行演練擺拍的照片。照片中士兵多持駁殼槍而非步槍,而且其備戰方向朝東,足資證明其為特務連擺拍。

以下不妨趁此機會,更熟悉一下四行倉庫的環境。


圖二十四: 演習中的88師師部特務連士兵。拍攝者雷安,日期不詳。
從圖二十四中遠方樓上的「…銀行第一倉庫」字樣,可知此沙袋工事位置在四行倉庫西南角,直抵蘇州河。注意工事右邊從房屋延伸過來的棚架,日軍進攻時曾從此棚架爬上,嘗試敲破二樓窗戶進入倉庫不果。

圖二十五: 演習中的88師師部特務連士兵奔過四行倉庫門前(北四行聯合倉庫大門),拍攝者雷安。
圖二十五照片中士兵皆持駁殼槍而非步槍,足資證明他們是88師師部特務連(警衛連)士兵,非一般步兵。門前三名平民觀看,可知此非戰鬥時期。門前沙袋工事是88師師部在此時已經設置好。注意士兵(右一)膝蓋前竹簍。

圖二十六: 四行倉庫前演習中的88師特務連士兵。拍攝者雷安。
這些士兵朝向東側臥倒,前方佈有反坦克鋼軌,再過去是大陸銀行倉庫大門。路盡頭是西藏路商店後牆,商店二樓窗戶(右上角)即後來四行守軍第1連布置輕機槍所在。注意地上機槍手(右二)旁的板凳。

圖二十七: 四行倉庫前演習中的88師特務連士兵。雷安拍攝。
圖二十七跟前面幾張照片同一系列,注意左上的南煤氣儲存槽及其旁屋頂有山牆的自來火廠老辦公室(見圖十一、十二)。士兵旁鐵刺網與水泥柱後是蘇州河。


圖二十八: 演習擺拍中的88師師部特務連士兵。
圖二十八這張照片比較常見,也往往標示為四行守軍戰鬥照片。但從左下角竹簍、板凳(左二士兵旁)、中間稍遠前方側靠著土堆的士兵(左四)、蘇州河岸的拒馬以及水泥柱等等,可以斷定為也是雷安拍攝的同一系列照片之一。遠處背景更可以看到從左至右為北煤氣儲存槽、自來火廠新辦公室、南煤氣儲存槽。

圖二十九: 從交通銀行倉庫樓頂遠眺蘇州河影片截圖,碰巧地提供了另一個與圖二十八雷安照片類似的視角。拍攝者應是日本記者,時間在淞滬會戰結束之後。

圖三十: 四行倉庫門前,紙煙店已經燒毀,中央背景高樓是中國銀行辦事所及倉庫,右邊兩層小樓即英軍碉堡。拍攝者日本記者,時間在淞滬會戰之後。參照圖二十六。

四行倉庫戰鬥的實際指揮者


行文至此,在敘述四行倉庫戰鬥之前,正好來澄清一樁公案。

近年許多文章不察,將八百壯士在四行倉庫的指揮序列誤植為中校團附謝晉元─少校團附上官志標─少校營長楊瑞符。之所以有這種錯誤,除了當年關係者多年後記憶模糊而致回憶有誤外(如88師參謀長張柏亭),還有就是後人或有意或無意地提供或推動了錯誤的訊息。

而一般作者並不去細究信史,想當然爾地認為既然謝晉元官階最高,他就該是指揮者,所以都主寫謝晉元,楊瑞符在戰鬥中的角色則幾乎是被完全忽略掉。其實,在四行倉庫的四天戰鬥中,身負實際指揮任務的是楊瑞符而不是謝晉元。而上官志標更不是協助謝晉元指揮的少校團附,他當時只是楊瑞符屬下第1連上尉連長。

謝晉元原是88師262旅參謀主任,在10月初出任262旅524團團附,到任不過數個星期,團中官兵都跟他不熟。在四行倉庫時他主要是發揮監督作用,實際指揮、布置、任務分派還是楊瑞符。楊瑞符生前回憶,26日晚進駐四行倉庫及周遭地區後,部隊忙著進行戰備,直到28日晚8時才有機會向各連士兵介紹謝晉元。楊瑞符則是原524團1營營長,以524團1營原存官兵為骨幹,帶領這些新補充部隊訓練及戰鬥,雖然時間不長,對各連官兵情形還是比謝晉元瞭解,所以實際指揮者其實是楊瑞符。謝晉元是在後來進了租界孤軍營後,才實際掌握整個孤軍的指揮。

上官志標原是湖北保安第5團1營1連連長,隨著鄂保5團補充入88師524團(524團第三次補充),採原建制一對一補進,他成為524團1營1連連長。

圖三十一: 《八百壯士畫傳》標示此照片為謝晉元與四位連長合照,應為在孤軍營中照片。中坐者謝晉元,站立者左起鄧英、雷雄、上官志標、唐棣。
 
當年88師參謀長張柏亭的回憶把上官志標置於楊瑞符之上,顯然回憶有誤。而88師師長孫元良的回憶就要好得多,他回憶26日晚下令時是對謝晉元、楊瑞符下令,手令的對象也是他們二人;幾天後他回信給謝晉元時,信文的抬頭也是謝晉元、楊瑞符,並無上官志標。

1937年11月17日國民政府頒贈謝晉元、楊瑞符青天白日勛章各一,這是淞滬會戰中僅有的兩枚青天白日勛章。若真是「謝─上官─楊」的序列,焉能略過上官志標?

更何況,在八百壯士退出四行倉庫進入孤軍營時,國民政府通令嘉獎,官兵各升一級。而上官志標在孤軍營中僅是少校團附,足資證明他在四行倉庫戰鬥時尚為上尉而已。按,退出四行倉庫後,上官志標由上尉連長晉升一級為少校,由於楊瑞符負傷住院,他擔任代營長,等到謝晉元真除團長,上官志標才於該年12月擔任少校團附,機槍連少校連長雷雄同時接任營長。把上官志標後來的階級拿到四行倉庫戰鬥之時,凌駕楊瑞符之上,那就未免是有人有意混淆視聽了。

既然上官志標是1連連長,有些資料提到四行倉庫戰鬥時該連連長是陶杏春,又是怎麼一回事?原來10月26日晚上楊瑞符率部撤出閘北陣地進入四行倉庫時,途中各連失聯凌亂,直到翌日早上才到齊,而上官志標並未隨隊行動(一說去探望家屬),1連無人領導,楊瑞符遂指派該營資深排長陶杏春代理1連連長。上官志標後來在28日晚與營部湯醫官、機槍連楊排長經租界歸隊,重又領導1連。

楊瑞符的角色更可從最後撤退行動中看出,他讓謝晉元帶1連先走,自己帶2、3連押陣,位置在2連後面、3連先頭,正是可以兼顧前後的指揮位置。所以說四行倉庫戰鬥是他所指揮應無疑問。

圖三十二: 楊瑞符照片,看來溫文儒雅,其實他是從基層爬起的軍官。

楊瑞符,字節卿,河北省靜海縣人,1902年出生,有弟二人。1917年至天津「益和斗店」糧行當學徒,1919年當菸酒小販。1921年參加吳佩孚第三軍當兵,後積功升排長。可能在吳佩孚失敗後進入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1929年編入國民革命軍88師,歷任排、連、營長,也參加過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

他在從四行倉庫撤出途中負傷入住租界醫院,一直沒有進入孤軍營;後來又輾轉脫離英軍監管,回到大後方,獲昇為第六師第十七團團長。但身體狀況一直不佳,於1939年5月攜帶妻子史幼婷、剛滿週歲的兒子、以及抗戰負傷的內弟一起至四川省合川縣養病,寄寓於合川縣銅梁洞新廟道觀之中,後來在1940年初病逝,享年三十七歲。

由於他不在孤軍營,名聲不顯,甚至連他曾獲頒青天白日勛章之事都沒多少人知道。他的事蹟更在台灣被人有意打壓,埋沒多年。

但是,楊瑞符對此戰的回憶《孤軍奮鬥四日記》卻是相當值得關注。此文原刊於1939年6月12至17日四川省合川縣《大聲日報》,後收於《合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以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八一三淞滬抗戰》。這是楊瑞符生前在合川時接受當地報紙記者訪問留下的回憶,記述發生還不到兩年的戰事,相當詳細清晰,彌足珍貴。

四行倉庫戰鬥經過


四行倉庫戰鬥經過,以筆者個人看法,細節上已經很難重現真相了。

很多有關八百壯士和四行倉庫的故事,其實是當年報章雜誌誇大渲染的結果。寫作的記者或文人,並不精於軍事,許多還未在現場,只憑想像寫作,往往寫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情節;而即使真在現場報導的,也不免為了民心士氣,用了許多春秋筆法。

例如,有云日軍頂著鋼板進攻者;讓人不禁要驚嘆日軍何時發明了如此先進輕量的裝甲板,少數人員就可攜行使用,不但可擋住國軍投下的手榴彈和迫擊砲彈的爆炸,還能將未爆的彈藥彈得老遠不致滾落地面在腳邊爆炸。

再如,有云國軍士兵抱手榴彈跳樓炸死數十名日軍甚至炸毀日軍坦克者。而此士兵姓名先有書籍稱是石先達,後來更有守軍排長多年後回憶稱是部下陳樹生從五樓跳下。

此說更是匪夷所思。為了防盜,四行倉庫低層窗戶以金屬網格鑲嵌玻璃,相當堅固,戰鬥中日軍曾用重錘之類工具敲擊,僅能打破玻璃,無法破壞網格爬入。倉庫高層的部分窗戶可以打開,但不能全開,僅能把下端往外推開少許。要跳樓還得先設法爬出去,在不能助跑的情形下,能跳出多遠?而若日軍離牆根不遠,直接扔出手榴彈或迫擊砲彈即可,為何要跳?而且,若從五樓或六樓頂跳下,恐怕是立即死亡,又如何引爆手榴彈?更不用說路面有大型沙袋工事,日軍坦克難以接近了。

如果回溯此抱彈炸敵說源頭的報導,當年報紙稱這些日軍是在新垃圾橋(西藏路橋)邊打旗語,招部隊來攻,有國軍士兵抱彈跳下與敵同歸於盡云云。為文的記者很顯然在編故事,新垃圾橋是公共租界英軍和萬國商團防區,何來日軍?

和四行守軍直接接觸過的戰地記者曹聚仁在日後回憶中承認:「當時報紙所載新聞,連我的報導在內,都是虛張聲勢,誇大其詞,不合實在情形的......」。他在10月28日晚曾從公共租界到四行倉庫東南角國軍佔領的紙煙店,該店鋪與英軍碉堡相對,一側靠四行倉庫的牆壁已打通,可直接進入四行倉庫東棟。他在此處見到機槍連連長雷雄,並輾轉取得謝晉元和楊瑞符題字。他的回程明明是走兩步路就能從紙煙店走上英軍防區的北西藏路,但他在10月30日發的新聞特稿卻是驚心動魄、極其誇張、完全不實:「....記者乃離棧而返,頻行猶不勝依依。距知行未數十丈,敵即大隊駛至,一時槍聲亂鳴,子彈四飛,冒絕大危險,出生入死,始抵華租交界處。時交通已斷絕,不得已徒步至真如,經南翔輾轉數十里,歷時一晝夜,始安然返館。途中屢經危境,幸告無恙,執筆屬稿時,猶憶念此兩民族英雄不置也。」

這些故事,當年都沒有查證其真實可靠程度;以當時時空環境來說,事後也無法釐清。正如當年在上海商會任職、參與支援四行守軍物資、稱楊惠敏帶某北方口音男子至市商會拿國旗由該男攜回倉庫的曹志功說的:「......此事係我親身經歷之事,報載消息,實屬以訛傳訛,彼時因事關激發愛國熱誠,未便加以辯證,以免當局者認為我別有用心。」但是,當報紙上這些傳說和故事被廣為傳播之後,反而會因各種因素,穿鑿附會,或多或少混入個人回憶之中,讓歷史實況變得更為撲朔迷離。

因此,在此敘述的戰鬥經過,盡量省略那些激勵人心但無助於瞭解戰史的熱血情節。

臨時受命


10月26日晚,孫元良將謝晉元召至師部四行倉庫,下達讓他帶524團1營(加強)死守四行倉庫的命令。原本1營還不知道自己中選,楊瑞符回憶自己在晚上十時和其它營長一起被召喚到團部北站大樓,被告知師部下達撤退命令,要他們回去傳達命令並準備執行。一小時後他又被召至團部,十一時半左右謝晉元回到團部,交給他孫元良的手令,才知要留下死守閘北。之後謝晉元先趕赴四行倉庫,他則趕緊設法調集屬下部隊往蒙古路旱橋(人行路橋)處集結。謝晉元帶著兩名士兵趕到四行倉庫,發現師參謀長張柏亭在等他,兩人簡短交談後,張柏亭步下棧橋,坐小船渡過蘇州河,穿過公共租界,住進法租界偉達飯店,此後數日由他與後來會合的88師副師長馮法聖負責與四行守軍聯絡。


圖三十三: 孫元良下給五二四團的手令
 由於楊瑞符早先已經對各連下達撤退命令,此時命令突然更改,而周圍各大部隊也紛紛撤退,一開始楊瑞符還無法掌握所有各連動向,生怕自己部隊已經撤離。好不容易在蒙古路旱橋處分批收攏1連1、2排及2連,在凌晨到達四行倉庫,隨即開始進行蒐集炊具、飲水、物資等戰備工作。而原本已經隨著2、3營撤退的1連1排、3連、以及機槍連則在27日早晨九時許方才先後抵達,所幸未曾走散。

拂曉前楊瑞符和謝晉元商量後派資深排長尹求成率兩個班到蒙古路旱橋警戒。此蒙古路旱橋的確切位置頗有疑問,筆者多方檢索,在蒙古路找不到這個地點;由於當年旱橋功用在於跨越鐵路,而蒙古路為東西向與鐵路平行,且路幅不寬,距離不長,為何會有旱橋?令人不解。根據當年地圖,在北站附近的人行路橋僅民德路一處(見圖十六),距北站約200米,即一般稱閘北旱橋;楊瑞符在團部(北站)受命後時下令1營各連在此集結,方是合理。筆者懷疑此處為楊瑞符誤記,將民德路旱橋誤稱為蒙古路旱橋。

同時,楊瑞符派通訊兵將四行倉庫電燈全部破壞,以求隱蔽;對四行倉庫西面及北面緊鄰房屋放火焚燒,以掃清射界;並開始以四行倉庫內糧包及貨包堆堵門窗,加固牆壁。早上全營都到達後,以第3連在左翼,布於西側交通銀行倉庫附近,2連在中,防守滿洲路中段及靠倉庫地區,1連在右,在西藏路左側、四行倉庫以北一帶佈防、構築工事;機槍連以兩挺機槍在屋頂擔任防空,其餘分配至1、3連。1連另派士兵4人,輕機槍一挺,據守倉庫東南側突出的商店(一說紙煙店)二樓西向窗戶,面對光復路尾,另有向南窗戶與英軍F號碉堡相對,可以互相喊話聯繫(參見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

四行倉庫東側即租界界線,整個西藏路都是英軍防區。淞滬會戰開始後不久,英軍就在緊貼西藏路西側人行道上布置拒馬及鐵刺網,有些文章稱界線及鐵刺網在西藏路中央,不確。由於西藏路在英軍防區內,東側有所依托,1連只需要注意北、西方即可。西藏路以西、蘇州河以南的地區,則是由美國海軍陸戰隊駐守。這兩個地區名義上是萬國商團的防區,但實際上分由英軍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協防。

27日戰鬥


國軍撤退的消息傳到租界,許多從滬北逃到租界的難民以為可以回家,破曉前就聚在新垃圾橋南。英軍宵禁一結束,他們就大群通過新垃圾橋往沿西藏路北行,經過四行倉庫旁不遠,天色轉亮,正好看到閘北情況,民眾們都呆住了。在他們面前的景象是整個閘北都籠罩在大火濃煙之中。原是國軍前夜撤退時放火阻敵,大片延燒,濃煙直上雲霄。這些民眾只好掉頭回到租界。

七時半許,旱橋警戒部隊報告日軍從北站以東(即租界日軍警備區)開始往北站進行威力搜索前進,八時一刻佔領北站。楊瑞符命令那兩班警戒部隊向日軍射擊抵抗,兩個小時後(即十時許)才撤回。警戒部隊能夠觀察到日軍往北站前進,並對北站射擊,他們必然是在北邊靠近鐵路的新民路上,不會在隔了許多街區和屋舍、距離北站一公里遠的蒙古路上。而華興支路口以西的新民路稍向西南凹折,無法看到北站以東地區,這些在在都說明了楊瑞符所說的旱橋其實應是民德路旱橋。而且在此地向東警戒,正是戰術要點;因右前方是英軍防守的公共租界北區西部,沿著北界路和界路(Boundary Road)有英軍鐵刺網,日軍無法從右側過來。

圖三十四: 沿著新民路向東警戒的國軍士兵,閘北為88師防區,這些士兵戴英式頭盔,可能是補充給88師的部隊。

圖三十五: 從鐵路管理局大樓往西看界路。右下近處是上海北站,右邊中間遠處高架橫向黑色線條應即是民德路旱橋。
從圖三十四(另參見圖十八)可見遠處的鐵路管理局大樓和北站,前面路口有鐵刺網和拒馬,電線桿從道路右側逐漸移到道路中間,所以前面路口應是公共租界北區西半北緣的浙江北路與界路路口,有電車經過沿界路向東。因此,可以推測此工事位於華興支路與新民路口附近,民德路旱橋當在士兵左側。從圖三十五可見民德路旱橋。

進攻的日軍是日本海軍上海特別陸戰隊第十大隊。此部隊是在8月16日應日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的增援要求,在佐世保抽調特別陸戰隊兵力,與第九大隊同時緊急編成,大隊長是海兵51期的土師喜太郎少佐,曾任「霧島」號砲術長。淞滬戰役後,又指揮吳第五特別陸戰隊參加武漢會戰,之後任砲術學校教官,高松親王侍衛,最後任「陸奧」號大佐砲術長,1943年6月8日「陸奧」號爆沉時死亡。第九、第十大隊在8月18日上午乘「攝津」號靶艦及「矢風」號驅逐艦離開佐世保,19日夜間即抵達上海。第十大隊有21名軍官,506名士官兵,在19日晚上8時許登陸,先任預備隊,後來一直在日本特別陸戰隊戰線左翼作戰。前一夜日軍發現國軍撤退,遂於27日凌晨發起追擊,第十大隊負責閘北左翼,掃蕩國軍留下的部隊或散兵。

午後一時許,日軍開始接近四行倉庫外圍陣地。一路從西側沿光復路(有記為蘇州河北路,按蘇州河北路應是在北西藏路以東的路段),往3連在交通銀行倉庫附近陣地逼近,另一路沿滿洲路往2連陣地逼近。二時半日軍增加兵力攻來,2連與日軍交戰後撤回倉庫。其中2連蔣敬班長在蒙古路口鋼筋水泥地堡以輕機槍掩護撤退時,為日軍投入手榴彈而犧牲,其它士兵亦有傷亡。3連亦遭日軍猛攻,逐步退回四行倉庫。3連連長石美豪臉部中彈受傷不退,直至腳部又被機槍洞穿才離開陣地裹傷。日軍沿光復路逼近西南牆根,堵門攻打;尹排長率一班從樓頂投下迫擊砲彈兩枚,手榴彈數枚,日軍傷亡數名後撤。


圖三十六: 日軍攻擊四行倉庫西南角的影片截圖,截自日本朝日新聞《上海戰線・蘇州河肉彈突破》新聞影片,其原始來源應是在蘇州河南岸觀戰的外國記者。左上:日軍衝至四行倉庫西南角的工事。右上:數名日軍衝至南側偏西第一道門口,意圖破門而入未果。左下:破門失敗後,三名日軍爬上連著工事的棚架,意圖打破窗戶進入,亦失敗,右邊白煙應是國軍投下手榴彈爆炸硝煙;右下:破窗失敗後,多名日軍衝至北四行倉庫的大門口,意欲強攻進入。從隔鄰建築完整程度,以及電線桿的投影(紅色箭頭),可以判斷此時應為10月27日下午,還可以判斷前後順序,這正是楊瑞符等提到的下午三時後日軍「堵門攻打」的戰鬥。
當晚日軍未再進攻,1營官兵連夜趕築工事,加強戒備。有文章稱27日半夜數十名日軍爬入四行倉庫二樓,被謝晉元率敢死隊消滅云云,楊瑞符回憶中並未提及。如前所述,1營前一夜移防倉促忙亂,直到早上才到齊,隨即與日軍進行戰鬥。謝晉元與1營官兵都不熟,何能直接指揮作戰?若真有此殲敵數十的戰鬥,楊瑞符不可能不參與,回憶中也不可能不提及。

外界反應

當天晝間,英軍發現國軍部隊仍在四行倉庫一帶戰鬥,急忙在新垃圾橋布置鐵刺網拒馬,將橋面封鎖,並加派士兵及萬國商團隊員到西藏北路增援,美國海軍陸戰隊也沿著蘇州河南岸設下拒馬。

國軍還在四行倉庫戰鬥的消息也開始在公共租界流傳,引來許多民眾及記者到蘇州河南岸觀戰。上海各報都出號外,並發通訊到全國各地。下午六時,可能經由喊話和投擲紙條的方式,據說傳出謝晉元致上海市長俞鴻鈞一封信,請求支援糖、鹽各五百磅及光餅五萬枚。此消息傳出並經報紙和電台報導,第二天白天就收到上海租界各界捐獻各種物資不計其數,主要都送到上海抗敵後援會、上海市商會、中國青年會、上海童軍戰地服務團。

在各界開始注目四行倉庫的時候,楊惠敏也開始出現在公眾眼中,逐漸成為全國青年獻身救亡的象徵。雖是因緣際會,在這過程中,也不免有特意渲染塑造形象;楊惠敏的背景以及她最膾炙人口的獻旗部分,都有明顯逐步加工的現象。

流傳最廣的說法是楊惠敏在10月27日晚上主動接觸四行守軍,並且在第二天游泳渡河獻上國旗,此說由於電影的流傳而廣為眾知,但也是最不符實情的說法。近年另一種說法是楊惠敏在27日聽到四行倉庫有守軍,自己在晚上往四行倉庫行走,但新垃圾橋(西藏路橋)在白天已被英軍和萬國商團以多層拒馬阻絕,所倚她繞道老垃圾橋(浙江路橋)過河到蘇州河北岸,沿著蘇州河北路一路走到西藏路橋的橋頭,與守軍接觸。有些文章稱她經由河堤下的小路來到四行倉庫,純是想像的情節。蘇州河兩岸滿滿都是工廠和倉庫,皆以蘇州河為運輸通路,從河邊棧橋上來就是道路和建築物,並無草地小徑。這些說法,其實都是日後加工過的情節。

如果將當時見諸文字的紀錄拿來比較,可以發現,時日越接近事件發生當時的,越少有斧鑿的痕跡。筆者掌握的資料包括了1937年10月30日上海《立報》第三版的《向我閘北孤軍獻旗的四拾一號女童子軍》(以下稱《女童子軍》),1937年11月15日上海《中華圖畫雜誌號外・戰時畫報》第十八、九期合刊的〈英勇的女童軍楊惠敏〉(以下稱《英勇女童軍》),1938年3月19日漢口《大俠魂週刊》第七卷第七、八期合刊的《楊惠敏自述》(以下稱《自述》),以及1938年4月2日漢口《戰時童子軍》第十六號的《獻旗報告書》(以下稱《報告書》)。其中最完整的是《英勇女童軍》,《女童子軍》稍嫌簡短,而《自述》和《報告書》著重點雖各有不同(如《自述》有更多有關楊惠敏背景的介紹),但在獻旗情節上,卻無疑都是《英勇女童軍》一文的刪節版。

楊惠敏當年24歲(照中國人習慣應是虛歲),江蘇鎮江人,據稱父親是鎮江潤州中學校工,家中排行第五,上有四個姐姐,皆已出嫁京滬粵各地,下有六個妹妹及一個弟弟。楊惠敏女生男相,自述在鎮江時與外僑比鄰而居,與外僑小孩遊玩,性格不羈。在鎮江讀完小學,赴滬依附姐姐入民國女子工藝中學畢業,又赴南京依附另一姐姐就讀三民高中。時值九一八事變,加入首都中國鐵血青年團,與當時著名的上海女學生姚瑞芳一同至東北加入義勇軍進行抗日救亡工作兩年多。後來回鎮江就學就職,也到廣東汕頭市立女中任過音樂教員。1937年初返滬在海寧洋行總廠做工。自稱通熟英語、蘇州話、上海話、廣東話。而按其經歷,或許已經是某些愛國救亡組織的外圍人員了。

她在淞滬會戰開始後加入上海童軍戰地服務團,被分配到設在蘇州河南廈門路尼姑庵的第131收容所,進行難民收容工作。他人回憶稱她屬於泥城橋(西藏中路及北京路口)一帶的學校童軍團,地域接近吻合。

27日早上宵禁解除後,租界民眾聽到國軍從閘北撤退,北站被日軍佔領,湧過新垃圾橋去觀看。楊惠敏早晨7點多鐘在泥城橋一帶,遇到一名便衣四行守軍士兵,尋求外界支援糧食補給,她將該人帶至救濟總會/寧波同鄉會(市商會臨時辦事處)。泥城橋即西藏中路與北京路口一帶,距寧波同鄉會不過300米,這都是有地緣因素的。後來88師張師附找到她(或她至88師辦事處),將一面國旗給她,要她伺機交給四行守軍,因市府張秘書擔心她人身安危而作罷。

27日下午她又到蘇州河畔,遇到88師趙姓副官,要她轉交一信給謝晉元,此事她下午稍晚完成。她未曾敘述過程,但英軍此時已經封鎖新垃圾橋以及西藏北路路段,她不可能過去直接遞送;最大可能是經由防守此區的萬國商團華籍士兵轉交。特別注意的是,她完全未提到晚上曾到四行倉庫外,與其它後來的說法不同。

(重貼圖十六於此,以利參照)

28日戰鬥


28日早晨日軍未進攻,雖有日機臨空,但因四行倉庫地理位置,不敢轟炸。此時北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倉庫間的牆壁已經鑿通一個大洞,可以互相交通。另外大陸銀行倉庫與東側商店間也鑿通半人高的洞,當晚外界捐贈援助物資即由此處進入四行倉庫。

上午九時許(楊瑞符記為十時後),謝晉元和楊瑞符到樓頂觀察敵情,發現光復路上有數名日軍走來走去,謝晉元即從瞭望哨兵手中取來步槍,瞄準後開了一槍,一名日軍應聲倒地,楊瑞符高興地讚其為一等射手。

下午三時,國軍看見日軍在倉庫西北面國慶路一帶移動數門平射砲(可能是山砲),隨以機槍射擊,在交通銀行倉庫的日軍以機槍反擊。雙方激烈交火。此時謝晉元與楊瑞符分頭指揮,謝晉元指揮大樓東面,楊瑞符則在大樓西面第3連陣地直接指揮。交火至五時許,國軍略有傷亡。

此時四行倉庫內自來水管不能出水,很可能是日軍派人截斷源頭。國軍在四行倉庫內本有大量貯水,經過檢查後發現飲水應還夠用,但為了消防之用,不得不開始蒐集污水小便。後來在靠蘇州河一棟民屋內發現自來水管仍能出水,更有保障。這棟「靠蘇州河」的民屋,應該就是位於四行倉庫東南、與新垃圾橋橋頭英軍F號碉堡僅數米之距的雜貨商店。它的供水管線可能來自公共租界北區,所以日軍無法截斷。

晚八時,楊瑞符才第一次有機會分批召集各連士兵講話,介紹謝晉元給大家認識,並讓士兵寫遺書,決心死戰到底。

晚九時許,楊瑞符提到經人在外通知,派通信兵在倉庫內找到一支可通外界的電話,可與租界直接通話聯絡,方便許多。特別是與上海市商會聯繫上,除了得到物資補給外,更請他們與英軍協調,讓四行守軍傷兵撤退後送進租界醫院治療。

這支電話來由不詳。根據軍統在上海的負責人文強回憶,是他將一具西門子電話機送至四行倉庫,交給他黃埔四期的同學謝晉元。此時上海租界大部分電話都已經改為迴轉撥號方式,不再使用人工交換機,所以無法接上軍用電話直接使用。而原有電話可能在88師師部轉移時或之前就已被拆除,只留一條電話線。文強將電話送達,可能因其身份關係,楊瑞符未將細節公開,含糊稱之「有人」。

有文章稱上海市商會在28日早晨接到謝晉元打來電話,要求物資支援,此說應該不確。要接上電話或使用電話,不能不透過楊瑞符指派通信兵來處理,所以楊瑞符有關晚上九時才通上電話的回憶應該是正確的。另外若上海商會早上就接到謝晉元電話,那麼早該可以回撥,與四行守軍聯絡物資運送、傷兵後送等事宜,不用等到晚上。與上海市商會聯繫的,很可能是88師參謀長張柏亭,他留在法租界策應,才會知道要找那個機關組織,撥哪個電話號碼聯繫。特別是市商會本在閘北,當時已經轉移到西藏中路480號(南京路口附近)寧波同鄉會臨時辦公,顯然不可能使用原來電話號碼。謝晉元等怎麼會知道要打電話到寧波同鄉會找市商會的人?也只有身為師參謀長,本來就對外公關過,而且身在租界的張柏亭才會知道該找誰辦事,而他代表四行守軍對外聯絡更是職責所在。

送入物資

當年上海童軍戰地服務團第50團(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團長葉春年回憶,11月某日(應是10月28日)上午市商會臨時辦事處收到電話通知(見先前討論,此通電話可能來自張柏亭),要求送一面國旗和補充糧、油、鹽給四行守軍。市商會秘書長嚴諤聲讓葉春年負責運送事宜,另外與萬國商團協調在晚間11時戒嚴後派人護送,並獲得臨時通行證數枚。

楊惠敏在《英勇女童軍》訪談中說,28日上午張秘書又要她將原先國旗送去四行倉庫,她於下午三時將旗送至四行倉庫,送旗過程也未詳述。在市商會任職的曹志功多年後回憶某日下午楊惠敏帶一自稱來自四行倉庫的北方口音男子來辦事處,取得一面國旗,交由大漢帶回。不管是誰送進國旗的,此旗應該就是下午四時升起的第一面小號國旗。

楊惠敏後來也參與了28日當晚市商會童子軍團向四行倉庫送補給和送大號國旗的行動,但是在《英勇女童軍》訪談中則未提及。這應如記者曹聚仁和服務團團長葉春年所說,為了保護參加的服務團本地團員而致。

28日傍晚,楊惠敏來到市商會臨時辦事處,說她已跟四行守軍接觸過,並送去一幅國旗,但尺寸過小。葉春年記得她屬於泥城橋一帶學校童軍團,不是他團裡的團員。葉春年等將已籌備的物資裝了十幾個麻袋,並準備一面巨幅國旗,他還特地回家取了一根大竹竿。晚上11時,卡車載了物資和50團團員葉春年、張文彬、胡惠祥、何明九、葉德馨、王國祥、杜柏青,童子軍理事會鄭昊樟和趙邦鏞,楊惠敏,《立報》記者樊放和白廣榮等共12名出發,從河南路橋過蘇州河,熄燈後左轉蘇州河北路往西慢速開至新垃圾橋東一條小橫路口(可能是文昌路)停下。葉春年等匍匐爬過西藏路面至紙煙店前,將國旗轉交國軍士兵,再以麻繩將麻袋逐一拖過路面,送進商店。整個行動結束回到團部已經是凌晨二時。

圖三十七: 四行倉庫東側商店內挖通的通道。不僅僅是四行倉庫的東牆,店鋪間彼此挖通才可通行。
根據葉春年這個回憶,楊惠敏未進入四行倉庫,楊瑞符回憶亦稱:「夜十二點鐘了,獻送國旗之女童軍楊惠敏小姐來,當派員很敬重的將國旗接過來.....」,兩相吻合。如果楊惠敏進入倉庫,直接將旗給謝楊即可。需要派員接旗,那麼地點必然在四行倉庫外,最可能就是紙煙店。

而後來大眾僅知有楊惠敏獻旗,不知有其它童軍團團員送補給送旗,主要是因為葉春年等為了保護團員,避免一二八事變時該團四名團員被日軍拘捕殺害之事再度發生,特意請記者白廣榮二人不要提到50團;另一方面楊惠敏屬於外地人,日本人比較不會注意,顧忌較少,所以報導中僅提楊惠敏。

不管真正經過如何,四行守軍在28日晚間收到至少兩面國旗,而其中一面是楊惠敏所取得的,應無庸置疑。29日《立報》第二版報導《我孤軍死守四行倉庫青天白日旗飄揚閘北》中稱:「昨晚 市商會派女童軍送贈青天白日國旗一面……半夜裡又有人送去巨大國旗二面,今晨將飄揚於四行倉庫頂上。」

除了收到物資補給外,四行守軍的傷兵也成功地穿過西藏北路抵達租界,送進醫院救治。在這同時,26日撤退時因故未到的第一連連長上官志標、營醫官湯聘辛、排長楊德余,也隨著來到四行倉庫歸隊。楊瑞符回憶中極讚「該員等人格之高尚和偉大的精神」。

在葉春年等人來到前,記者曹聚仁也設法來到四行倉庫,想要訪問謝晉元和楊瑞符,但是兩人都未予接見,而是由值班的機槍連連長雷雄代見。隨後曹聚仁透過雷雄要求兩人題字,謝晉元寫了「餘一槍一彈決與倭寇周旋到底」,楊瑞符則寫了「剩一兵一卒誓為中華民族求生存」。曹聚仁後來寫了兩篇特稿,附上兩人的題字刊登於10月30日的《新聞報》上。但是,明明只是走過西藏路短短數十步距離即獲安全,他的特稿卻寫得驚心動魄、極其誇張:「....記者乃離棧而返,頻行猶不勝依依。距知行未數十丈,敵即大隊駛至,一時槍聲亂鳴,子彈四飛,冒絕大危險,出生入死,始抵華租交界處。時交通已斷絕,不得已徒步至真如,經南翔輾轉數十里,歷時一晝夜,始安然返館。途中屢經危境,幸告無恙,執筆屬稿時,猶憶念此兩民族英雄不置也。」曹聚仁是著名文人、新聞記者,卻還寫出這種雖文采繽紛卻是虛構的報導,當年報紙有關四行倉庫的報導,皆可信乎?

(重貼圖二十於此,以便參考)

29日戰鬥


上午六時許,四行守軍舉行升旗典禮,巨幅國旗冉冉而升,遠處觀看的租界民眾紛紛歡呼鼓舞。華東社記者後來報導:「四行倉庫朝南窗口有兩幅國旗懸於左右,崇樓屋頂則高揭長約六尺闊約四尺之國旗一面,隨風飄展。」

雖說巨幅國旗引人注目,楊惠敏的那面國旗不見得沒有升起。10月29日上午,除了在四行倉庫樓頂的巨幅國旗外,在東側樓頂也有一面旗幟,只是尺寸很小,比較不引人注意。比較此日與前一日照片,這面小旗在前一日是不存在的。國軍撤退時把國旗都收走,而在日軍佔領四行倉庫後,在西側升上海軍旭日旗,東側也不見這小旗。所以這面小旗很有可能是楊惠敏所獻國旗。

圖三十八: 10月29日的四行倉庫。拍攝者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
上午七時許,在交通銀行倉庫的日軍以機槍射擊,飛機亦臨空盤旋。

上午,謝晉元寫信給孫元良報告現況與決心:

「元良師長鈞鑒:竊職以犧牲的決心,謹遵鈞座意旨,奮鬥到底。在未完成達成任務前,絕不輕率怠忽。成功成仁,計之熟矣。工事經三日夜加強,業經達到預定程度。任敵來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敵軍再次來攻,結果,據瞭望哨兵報告,斃敵在八十人以上。昨晨九時許,職親手狙擊,斃敵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見,咸拍掌歡呼。現職決心待任務完成,作壯烈犧牲!一切析釋鈞念。職謝晉元上。二十九日午前十時。於四行倉庫。」

有的書籍文章引用的時間和人數稍有差異,有說是「昨晨六時許……斃敵二名」的,這可能是因為手寫潦草,以致辨識錯誤。參照楊瑞符的回憶,應該還是以「昨晨九時許……斃敵一名」為準。

有的資料沒有提到楊瑞符陪同謝晉元狙擊一事,反而說是28日早晨謝晉元和上官志標在巡視時發現有兩名爬上二樓的日兵,正在窗外準備破壞窗戶進來,上官志標上前將第一名日兵推下梯子,謝晉元以手槍擊斃第二名日兵,然後守軍投下多枚手榴彈云云,把這個情節與謝晉元的信中內容串接起來。這可能又是來源於報紙報導的可疑故事,因為28日上午上官志標還沒抵達四行倉庫,而他後來寫的回憶手記裡也沒提到此事。再者謝晉元的信中特別提到「狙擊」,所以當以楊瑞符的回憶為準。


圖三十九: 這是一張極為珍貴的照片,從北西藏路拍攝四行倉庫北面。照片後鉛筆標註稱:「Taken from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Godowns(譯:倉庫)in which the Chinese Doomed Battalion made their last stand.」,照片擁有者英國重巡洋艦「坎布蘭德」號(HMS Cumberland)水兵 Jimmy Green,由其後嗣 Ronald Green 先生提供。可以看到樓頂中央有一面巨幅國旗,在左側大陸銀行倉庫樓頂亦有一旗桿,上有一小旗,此或為楊惠敏所備國旗。據此二旗可推得拍攝日期極有可能為1937年10月29日。另可見到北西藏路西側人行道上的鐵刺網,而玻璃大體完整,可見日軍並未從北射擊進攻。
中午時分,日軍坦克(應為裝甲車)數輛出現在光復路、國慶路、及四行倉庫以北交通路口。國軍以機槍對其射擊,日軍亦以平射砲(山砲)和機槍還擊。下午二時,日軍再度進攻,歷時一小時,毫無進展。

下午三時半,日軍派「出雲」號的水雷艇和一艘汽艇滿載士兵(美軍紀錄是從驅逐艦「睦月號」出發),從黃浦江入蘇州河,溯河西上。當其開過老閘橋(福建路橋)後,在老閘橋與老垃圾橋(浙江路橋)間被河道上民船舢舨所阻。英軍怕戰火殃及租界,立刻派兵至橋上及兩岸戒備,並封鎖兩橋交通。英美法外交人員及工部局官員隨即到達浙江路橋,與其交涉,終讓其在下午五時後掉頭往東返回。

下午六時後,槍砲聲漸稀。因怕日軍趁夜進攻,四行守軍以大號手電筒綁在竹竿上伸出窗外,或者把棉花捻成粗稔浸煤油後點燃拋出窗外,以取得照明。



圖四十: 日本上海特別陸戰隊第十大隊(土師大隊)對四行倉庫的攻擊圖。雖然調集了15釐米(第四大隊七中隊?)和12釐米榴彈砲(第四大隊八中隊),似乎不曾使用,對四行倉庫的砲擊還是來自西側的山砲(第四大隊九中隊,吳第一特別陸戰隊)

30日戰鬥


到此日,一、二、三樓的防護工事終於完全完成,四行守軍隨即繼續構築第五樓工事。工事的主體是沿牆堆起的三米厚、直頂天花板的麻包,樓下各大門口亦是三米厚的麻包。日軍的山砲(大約3英吋口徑)砲彈即使能貫穿牆壁的鋼骨水泥,餘力也無法穿透這麼厚的麻包層。果不其然,日軍山砲在五樓的牆壁打穿了幾個洞,但是沒有什麼效果。這些洞孔反而大大地提供了四行守軍對外瞭望並架設機槍壓制西面日軍的不少方便。到晚上八時,五樓工事完成。日軍砲擊、槍火更是猛烈。

但是,到此時,四行守軍已經要撤退了,但是他們還不知道。

安排撤退


國聯原訂約集《九國公約》簽署國及其它各國共十六國於10月30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開會,這也是蔣介石原本留下部隊死守閘北的動機,在租界可見之地持續交戰,示意抵抗之決心。但比利時國內政局突變,總理和內閣總辭,不得不將會議延至11月3日。

在此同時,依托租界死守四行倉庫的行動雖然獲得不少外國輿論注意,但是也相對地受到不少外交壓力。各國政府、領事總是要以保護自國僑民為優先,四行守軍這種相當於綁架租界的行為,自然不受各國政府和租界當局歡迎──特別是還有那在極近距離的兩個煤氣儲存槽。

圖四十一: 煤氣儲存槽、新垃圾橋,四行倉庫西壁和彈孔。這是最清楚反映出日軍視角的一張照片。拍攝時間在淞滬會戰結束之後,拍攝者應是日本記者,其所在位置可能是交通銀行倉庫或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樓頂,較四行倉庫稍矮。

四行倉庫戰鬥開始不久,租界英、美兩國駐軍司令即直接對國軍統帥部要求讓四行守軍撤出倉庫,進入租界,以策安全;同時也每天派人直接勸說守軍退出倉庫。租界工部局也請求國府及四行守軍卸去武裝退入租界。租界的中外人士也有許多呼籲讓四行守軍撤退的聲音。

29日下午日軍嘗試搭乘汽艇經由蘇州河道繞至四行倉庫南側的行動,更讓租界當局十分擔心。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當年租界的租約僅含土地,不含水道。所以在法理上,租界當局可以維持陸地上的中立,拒絕日軍進入,但卻管轄不到蘇州河河道。日軍若在四行倉庫東南的蘇州河上與四行守軍交火,其後方即是煤氣儲存槽,極為危險。為此,駐滬各國領事團也一致協議,正式照會國府外交部,要求四行守軍撤出戰鬥。派一部留守閘北繼續吸引國際注意本是蔣介石的個人想法,錯估了國際政治的實際操作。至此外交壓力大增,不得不草草收場,以免影響即將召開的國際會議。

四行倉庫守軍撤退的命令在30日早上下達至88師師長孫元良,再由孫元良傳達給在法租界偉達飯店的副師長馮法聖和參謀長張柏亭。馮法聖和張柏亭於下午二時與上海代市長俞濟時、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英國駐軍司令斯馬萊特(Alexander P. D. Telfer-Smollett)在楊虎位於法租界的私宅會談,安排四行守軍撤退事宜。

此處又有一公案。到底斯馬萊特在此會議上有否同意讓四行守軍保持武裝、通過租界至滬西歸隊?根據張柏亭在多年後的回憶文章說是有此協議,但張的回憶有多處錯誤,且不免有春秋筆法之嫌,其實很可能根本沒有此協議。會談一開始,楊虎就開門見山告訴斯馬萊特統帥部(即蔣介石)命令四行孤軍立即撤退,這很明顯已經接受租界的要求(即解除武裝、退入租界),並非來討價還價談條件。而以斯馬萊特的身份,也只是來安排撤退的技術性細節,他也沒有答應四行守軍可以保持武裝通過租界歸隊的權力,因為,那是違反國際公約的行為。

許多文章都稱租界當局出爾反爾,解除四行守軍武裝並予以羈留,背信棄義云云,都是浮於表面大義的言語。

從淞滬會戰的第一天開始,中日雙方就注意維持上海公共租界(英美警備區)和法租界的中立性。開戰初期兵力較弱的日本上海特別陸戰隊不必對左翼公共租界北區西半特別警戒,而國軍88師除了不必對右翼特別警戒外,師部更在四行倉庫享受了兩個多月不受砲擊、不被轟炸、不被攻擊的待遇,雙方難道還不瞭解這租界中立的遊戲規則嗎?這個規則就是1907年海牙第五公約《中立國和人民在陸戰中的權利和義務公約》,其第二條:「禁止交戰國的部隊和裝載軍火或供應品的運輸隊通過中立國領土。」

雖然租界並非割地,尚屬中國領土,但實際法律及統治權運作都是在外國影響之下。當中日雙方在之前就已經將租界當成准中立國領土看待,租界當局自然也只能根據這個規則來運作。租界當局是絕無可能允許四行守軍攜帶武器通過租界歸隊,若如此,它們何以拒絕日軍攜帶武器通過公共租界北區西半來至四行倉庫東側進攻?或通過整個公共租界進攻仍在滬西作戰的國軍?

對於進入中立地區的交戰國部隊,中立國能做的,也需要做的就是解除其武裝並羈留之。

一次大戰開始後,日英兩國聯手進攻青島德國租借地。1914年10月18日德國海軍「S-90」號魚雷艇從青島脫逃,其上61名官兵在山東日照縣石臼所附近棄船登岸,被當地北洋軍隊押送到南京。當時中立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10月31日以南京城北丁字橋省議員公寓做為「江蘇督軍署收容所」(1917年中國參戰後改名為「南京俘虜收容所」),以羈留這些德國海軍官兵。

另一例子是尼德蘭(荷蘭)。尼德蘭在整個一戰期間保持中立,任何交戰國士兵進入荷蘭,待遇都是一樣:解除武裝、拘留在營,直到戰爭結束。整個一戰期間,尼德蘭拘留的外國軍人有:33,105名比利時軍、1,751名英軍、1,461名德軍、8名法軍、4名美軍。比利時軍和英軍中的大部份是防守比利時安特衛普的部隊,在安特衛普陷落後,退入尼德蘭境內,被繳械拘留。

那麼,四行守軍有否可能解除武裝後通過租界歸隊?可能性也不大。雖然國軍撤退時有部分散兵游勇和傷兵逃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被解除武裝後允許通過租界離開,但那是因為租界當局沒有能力羈留大批散兵游勇,只能任其出境,而這也取得日方默許。不過,抵抗多日、轟動國際的四行守軍,自然沒有可能得到這樣的優待,日方也不可能輕易放他們離去,那麼,租界當局也就不可能不按照國際慣例羈留他們。

蔣介石最初在考慮留下部隊死守閘北時,其實也應該考慮過退入租界的這個可能性。雖說死守,有退路和沒退路在士氣上還是有極大差別的。而既然懂得利用租界的中立性,對利用中立性所需付出的代價也早該瞭然於胸。

撤退經過


30日晚上九時,馮法聖和張柏亭與打電話給四行守軍,向謝晉元、楊瑞符傳達過午夜後撤退的命令。楊瑞符並未對各連說明這個命令,反下令全員準備配帶所有武器彈藥裝備,以防日軍總攻。到了午夜前不久才對各連說明即將撤退,決定撤退部署。

楊瑞符先命令第1連派兵一排,附重機槍一挺,由排長楊得余率領,在紙煙店二樓對西提供掩護,並令傷兵先行暗自退出。然後請謝晉元率領機槍連及第1連一部先走,並向英租界交涉善後事宜,2、3連按次撤退,他自己在2連排尾、3連排頭,便於應變指揮。英軍已把封鎖光復路口的沙袋和紙煙店前的鐵刺網拆掉一塊,以利撤退。

圖四十二: 光復路的開頭,右為西藏路上英軍 F 號碉堡。沙袋後方是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路段,正有電車和行人經過。左上角樓房是中國銀行貨棧及隔鄰的中國銀行辦事所及倉庫。這個沙袋缺口,可能即是英軍拆掉以利四行守軍撤退的缺口。
日軍料知四行守軍可能撤退,在西側光復路、滿洲路口及江蘇銀行第一倉庫架設四挺輕重機槍,並裝設探照燈,封鎖北西藏路、光復路、及北蘇州路口。四行守軍必須要衝過這個路口,從中國銀行貨棧在北蘇州路的大門進入,方得安全。

撤退開始,日軍集火射擊,四行守軍即有數人中彈受傷,只好加派兩挺輕機槍至紙煙店二樓窗口及地上,加強壓制射擊,打掉一盞探照燈,日軍隨即又開了第二盞。有了壓制射擊,趁日軍火力間歇,四行守軍分批衝過路口到達中國銀行貨棧。其中仍有十多人傷亡,包括楊瑞符自己左腿中彈受傷。全部撤出至中國銀行貨棧,已經是凌晨二時許。

日軍在凌晨三時像四行倉庫發起攻擊,三時十分宣布完全佔領。

行文至此,還得再來澄清一個謎點,即四行守軍如何突破日軍封鎖撤退。

有關四行守軍撤退路線及經過,回憶者記憶模糊,述說簡略,記述者未深究周遭環境,自行想像發揮,結果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說鐵刺網在北西藏路中央,日軍在北西藏路、曲阜路口設置地堡,封鎖北西藏路者;有說日軍在開封路口設置平射砲,不時射擊者;有說國軍掩護機槍設置在紙煙店二樓朝北窗口及地上者;有說撤退目的地中國銀行堆棧的大門在北西藏路上,面對紙煙店者。這些說法,對照本文此前提出的地圖與照片,都不太能夠成立。

首先,曲阜路、開封路在北西藏路東側(圖十六),屬於英軍防區,而北西藏路路面都在英軍控制之下,日軍不可能在路面設置突出的機槍地堡或平射砲(圖十七、四十)。在英軍鐵刺網西側設置地堡,則仍有斷垣殘壁阻擋,似無可用射界(圖十七);而即使稍有射界,豈不直接射擊到煤氣儲存槽?其次,紙煙店突出於光復路口,窗口分向西、南、東(圖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十八),何來向北窗口?若是要向北,得走到整排店鋪盡頭才有向北窗口,設在地上的機槍,卻又有斷垣殘壁的問題。機槍設在紙煙店二樓和地上能同時對敵,也只有向西了。再其次,為了防盜,倉庫的大門都不會設置太多。中國銀行貨棧在靠蘇州河的南面已經設有大門(圖二十二),直面蘇州河道的棧橋,如何會在北西藏路再設大門?凡此種種,都讓人對日軍在北,對南封鎖西藏路口之說不免產生懷疑。

圖四十三: 戰鬥結束後,上海市長俞鴻鈞特派代表赴上海宏恩醫院慰問療傷的壯士。此為上海市政府訪問「八百壯士」營長楊瑞符檔案一部份。《八百壯士畫史》
 比較可靠的說法,恐怕還是來自於楊瑞符。楊瑞符負傷後在租界住院期間,接受上海市政府派員訪問,留下了這麼一句話:「....他們在西面打著強烈的電光,控制東南面....」,這不是摸不著東南西北的基層士兵數十年後模糊的回憶,而是指揮全局的當事人在事件數日後的清晰陳述,足資證明日軍是從西邊的滿洲路、光復路交口以機槍、探照燈封鎖了北西藏路、光復路、及北蘇州路口,而四行守軍撤退至中國銀行堆棧必是經北蘇州路從南面進入,亦與日軍所繪攻擊圖吻合。

四行守軍撤退時,或者為了阻敵,或者不願倉庫中的存貨資敵,四行倉庫也起火燃燒。到31日早上,四行倉庫仍在燃燒中,而東側的商店也已經燒燬,屋頂旗幟也已經換成日本海軍旭日旗了。

由於日軍進入四行倉庫時是凌晨三時許,根本不可能拍照。一些日軍成群進入或爬梯進入的照片都是明顯事後擺拍。

圖四十四: 從中國銀行辦事所及倉庫樓頂看起火燃燒的四行倉庫,日期是10月31日。左下角可見英軍F號碉堡屋頂。拍攝者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
四行守軍全體撤至中國銀行貨棧後,被英軍解除武裝,向東經過老垃圾橋,坐車先至跑馬廳休息,後轉運至租界西區膠州路原蘇格蘭義勇隊營房,自此進入羈留生活。後來通稱此處為孤軍營。受傷官兵則送至租界醫院就醫,復原後自行離開租界,未進入孤軍營中。

國民政府嘉獎四行守軍,明令官兵各升一級,並於11月7日頒授青天白日勳章各一予謝晉元及楊瑞符。


圖四十五: 謝晉元在英軍軍官陪同下,換穿便服至租界醫院探視受傷官兵
四行守軍在孤軍營中一直被羈留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其間謝晉元雖然多次籲請國府提供外交援助,早日與各國交涉取得釋放,但實際上不可能發生。除了國際公約的限制外,日軍攻至武漢,大片地區已在日軍佔領之下,上海租界已成孤島,就算停止羈留,也無處可去。

1941年12月,日軍進駐上海租界,孤軍營被分散各地甚至太平洋島嶼服苦役,直至大戰結束才得釋回。

結語


淞滬會戰因政略起,為政略戰,受政略影響而敗潰。就連這四行倉庫戰鬥,自始至終,也都是為政治服務。

蔣介石做此決策最初設想是以對外政治宣示為主,但演變結果,不僅無法影響國際政治,對租界的綁架反而造成各國的反感,不得不草草結束。但也就在這數日之間,出乎意料地成為對內宣傳鼓舞轉移注意力的好話題──甚至可說是個傳說。從此,四行倉庫戰鬥再無真相矣。

那個距離極近、卻又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煤氣儲存槽就是個絕佳的例子。

歷史沒有奇蹟。以甲兵不完、軍不經練的四行守軍,如何能夠抵抗在無論是組織、裝備、訓練、後勤、戰技、士氣各方面都是遠勝國軍的日軍?唯一能夠倚仗的,還是這地緣所提供的絕對優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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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國防部史政局,《海軍作戰(一)・盧溝橋事變前之海軍作戰》,「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之十五,1987年7月。
蒙 Ronald Green 先生允許使用其父 Jimmy Green 的四行倉庫北面照片,在此致謝。相關網站:https://jimmygreensdiaries.wordpress.com/

另,許多地圖及照片取自 Virtual Shanghai 這個資源豐富的網站,特別推薦。https://www.virtualshangha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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