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對於這段戰事的書寫，多著墨於對國軍官兵英勇犧牲精神的宣傳，少有對於整個會戰攻防追轉的細部描述。對於整個長達三個月的戰事中的指揮決策，更缺乏深入的檢視與討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因為這場會戰是老蔣直接指揮的。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但若失敗呢？又或若指揮者軍事能力不高，決策輕率指揮過細調動混亂呢？
淞滬會戰一役，老蔣把全國軍隊中的精銳（包括自己嫡系和地方旁系）盡皆投入在淞滬一隅之地，前後高達70萬人，到後來已經不是爲了戰略或戰術目的，而純粹是為了政略。淞滬戰局開始不利，將領們苦勸老蔣，稱國軍需要轉移，拉開距離以取得軍事上挪騰空間；但是老蔣心繫於萬里之外的九國公約會議，仍然堅持不退，繼續將國軍部隊和補充兵力投入上海這血肉磨坊。在政治上，他的確也無法退，因為他因自己的輕率決定引起上海戰火，讓國家「經濟策源地」（老蔣自語）過早捲入戰火，更放棄了原定華北持久抗戰的方針，形成兩面作戰的態勢；軍事上損失極大，又無可能取勝，若不能在外交上取得外援，他實在是難以下台。
人在極大的壓力下，往往會有偏執的想法。在1937年10月底至11月初這段從淞滬開始退卻的期間，老蔣或者也不免有些乖張的念頭。如徐永昌（時任軍委會第一部部長[作戰]）11月6日日記稱：「日前上海各國領事調解浦東南市作中立區，余以為許之至佳，而反對者有之，持重觀望者有之，在今日說直是不費之惠，蔣先生則擬固守南市，是又出於純軍事或外交範圍外矣。 」連徐永昌都看不出老蔣固守南市的想法有何軍事或外交意義，老蔣此時的心態實在堪慮。而且，這並非孤證。同一時期稍早老蔣欲命令留下一個師在閘北繼續作戰的想法，也適足反映出老蔣此時的心理狀態。
10月25日，日陸軍第3師部隊突破國軍防線佔領大場，國軍在大場以東突出部的部隊不得不向公共租界以西的蘇州河南岸撤退。但是為了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老蔣決定要留一個師（88師）固守閘北，繼續抵抗，以「感動中外」。
孫元良回憶，10月26日早晨，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打電話給他，稱委員長要留88師在閘北地區，分散據守村落及市區建築物，展開游擊繼續抵抗，問他意見如何，他申訴反對，認為徒做無謂犧牲，難收實際效果（《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209─210頁）。88師參謀長張柏亭回憶，當日稍後他奉孫元良命令去見顧祝同，當面呈報說明88師的情形，建議最多以一團留守。稍晚顧祝同向老蔣申訴反映，決定以一個團留在閘北。老蔣當日日記稱：「本日大場失陷，滬戰不能不變換陣地，決本夜移轉部隊，但閘北仍令派留一團死守也。」10月27日日記亦稱：「我軍殘留一團兵力於閘北，以示死守，感動中外心理甚大，......」
到此，似乎沒什麼問題。但仔細想想，卻有點不對。10月26日晚間，接到孫元良命令留在閘北固守的僅僅是88師262旅524團1營，由團附謝晉元與營長楊瑞符指揮，即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而524團（團長韓憲元）主力卻是與88師其餘部隊同時撤退至真茹鎮一帶。這一個團與一個營兵力差距頗大，但留守與撤退的命令卻又很明確，這是怎麼回事？
顧祝同於10月27日晚給老蔣的電報（「感亥電」）更有意思。電文稱「八十八師之團在北站，一團在真茹車站暨南新村附近......八十八師（欠二團）佔領梵王渡至豐田紗廠......戰況（1）本感日（筆者按，27日）我八十八師之一團在北站新閘橋之線與敵激戰甚烈，敵砲落在租界內甚多，英方已提出抗議，但我軍損傷亦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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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祝同10月27日電報（感亥電）頁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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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祝同10月27日電報（感亥電）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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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祝同10月27日電報（感亥電）頁3 |
更有意思的在三天之後。10月30日顧祝同的「卅酉電」稱：「......本卅日戰況（1）死守閘北孤軍抗戰之我軍一團，本日大部由團長率領衝出重圍，到達真茹附近，一部由團附率領仍在四行倉庫與敵鏖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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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祝同10月30日電報（卅酉電） |
在顧祝同報告中，閘北這團不但存在，還持續作戰到10月30日才由團長率領突圍！
對照老蔣日記和顧祝同電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當初（26日）老蔣的最後命令是留下一個團固守閘北，而老蔣也以為是留了一個團。但是在執行時，88師實際上僅留下一個營，對老蔣的命令打了個大折扣。這個折扣，根據張柏亭回憶，是孫元良的決定；孫元良接到顧祝同最後電話命令後，認為留下一個團的兵力還是過多，遂決定僅留一個營（《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23頁）。
顧祝同知不知道孫元良這個決定？筆者以為，他應該是知道的。當顧祝同於26日以電話傳達命令時，孫元良很可能不單說動顧祝同向老蔣反映減少留守兵力至一團，更說動顧祝同協助掩蓋真相，讓88師可以只留下一個營。沒有顧祝同的幫忙，孫元良也不可能維持仍有一個團還在閘北作戰的假象。而顧祝同的「卅酉電」，正是在以一個營達成老蔣需要的完美宣傳效果後，進行猶如圍棋「收官」階段收拾手尾的一手。
那麼，老蔣到底知不知道他被欺瞞？或許他終究知道了，但這個問題在當時可能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11月7日，國府宣布將頒贈謝晉元和楊瑞符青天白日勳章，適足以說明老蔣對四行倉庫宣傳效果的滿意。謝、楊二位是青天白日勳章於1929年設立以來，頭兩位獲得此勳章的非將領校級軍官。此次授獎，政治意味十分明顯，同時期淞滬會戰及華北抗戰中，其它寧死不退與敵偕亡的國軍忠烈將士所在多有，無一獲得同等嘉獎。
從軍法角度來看，孫元良和顧祝同是抗命欺瞞；但從人性角度來看，他們愛惜部屬性命，不願部下做無謂的犧牲，而甘願冒險違逆老蔣的決定。孰是孰非，恐難輕易評斷。
但回溯老蔣的個性心態，頗值得考量。他的個性頑固，部下難以申訴勸服，碰到不合理的命令，也只好去執行。一次兩次還勉強可行，多了之後，部下日趨被動，未免淪入宿命論的悲觀。後來國共內戰的失敗，老蔣的這個個性不能說沒有發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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