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之能,知人之明

讀清人筆記:

左文襄下第南旋,至江南謁陶文毅,意稍得川資,即歸里讀書也。文毅一見,即留住署中,日使幕友親故,與相談論。居十餘日,左欲歸,陶仍使客挽留;又數日,陶忽出見曰:「汝言論志趣,我數日來已盡知,將來名位必遠在老夫之上。聞君當行,僅備若干金,聊助君膏火資也。」左唯唯不敢當。

陶公復云:「吾有一子,欲與賢女婚對,當墾見許。」左亟辭,且言年齒、門第、名位皆遠遜,何敢仰附蔦羅?陶公曰:「不然。若論年齒,但須渠夫婦年相若可矣,不須論親家年齒也。君若論門第,此係賢女嫁至吾家,無憂不適。至於名位,君他日必遠勝於我,何憂為?」竟結婚而別。


陶文毅即陶澍,清嘉慶、道光年間名臣,有過許多改革之舉,特別是在兩江總督任上改革鹽政積弊,降低官鹽稅率,私鹽無利可圖,官鹽銷量大增,十年間反而替國家增加了兩千萬餘兩的稅收。左文襄即左宗棠,早有才名,但窮困潦倒,屢次考進士不第。此時是道光十八年,他第三次會試落榜,回程經過江寧去見當時為兩江總督的陶澍,本意是打打秋風,請同為湖南人的陶澍資助一點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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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認識左宗棠在前一年,當時他返鄉省親掃墓,經過醴陵縣時,在下榻的驛館看到左宗棠寫的一副楹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春殿語從容一句指道光十五年冬陶澍入京進謁,道光皇帝召見十四次,並且親筆替陶澍幼年讀書時的「印心石屋」題匾;大江流日夜一句則指湖南湖北八州子弟景仰陶澍之情。進屋後又見一山水畫,上題:「一縣好山為公立,二度綠水俟君清。」對聯和題詩把陶澍一生功業捧了個十足十,陶澍激賞之下,把左宗棠請來,作競夕之談,對左宗棠才幹有很好的印象。

這時左宗棠來見,陶澍已經病重,無力長談。不過他有辦法,就是派自己幕僚親信朋友與其結交暢談,其中當然也有本來就認識左宗棠的湖南同鄉,再聽取他們的報告。多方觀察後,認定左宗棠是個人才,再出面就提親要結為親家,也是自知不起,有託孤之意。

陶澍所生多子皆夭折,僅餘一名兒子,名陶桄,當時還年幼。左宗棠的女兒當時年紀也小,也沒見過,怎麼會稱是「賢女」?原來左宗棠家貧,以一個窮舉人入贅富有的岳家,飽受岳家親族白眼排擠,而左宗棠一輩讀書人,脾氣又大,格格不入。但是左宗棠的夫人極賢慧,不但飽讀詩書能與左宗棠唱和,且深信自己丈夫會大有作為。周夫人夾在親族和丈夫中間,處境非常為難,但終能委曲綢繆調處,左宗棠始得專心讀書。有母如此,其女焉得不賢?

左宗棠稱年齒不符,是指他自己跟陶澍年歲相差太大,以親家相稱很尷尬。按陶澍生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嘉慶七年進士,當時已經六十歲;左宗棠生於嘉慶十七年(1812年),當時才二十七歲,兩人相差三十三歲;以陶澍的年歲,應該要算是左宗棠的父執輩了。至於名位之差,左宗棠當時是三試不第的窮舉人,陶澍是掌管江南財賦重地的兩江總督,左宗棠會擔心自己蒙上攀權附貴的名聲,自不待言。但在陶澍堅持之下,結下婚姻之約後回鄉。

過了一年,陶澍病逝,左宗棠負起責任,到陶澍家中親自教陶桄讀書,林則徐曾請其出山輔佐,沒有成行。後來太平天國亂起,在咸豐元年(1851年)以四十歲的年紀出任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的幕僚,平洪楊、定新疆的一生功業,由此開展。而他的生前名位做到「二等恪靖侯、東閣大學士、太子太保、一等輕騎都尉、賞穿黃馬褂、兩江總督、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確是在陶澍之上。

陶澍識人能力還不止於此,另有一則關於他的女婿胡林翼的軼事:

陶文毅督兩江,嚴禁僚屬冶遊。時胡潤之亦在文毅幕中,僚屬之冶遊者,皆借潤之為名,而文毅則獨責諸僚幕而不責潤之也。曰:「潤之他日為國勤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為,蓋預償其後之勞也。」


潤之(或作潤芝)是胡林翼的號(毛澤東讀書時很欽佩胡林翼,所以改字潤之,有時也作潤芝)。他與陶澍七女成婚後護送岳母到南京,同時入陶澍幕中,一方面讀書準備會考,一方面也順便學習政事。南京舊稱金陵,所謂六朝金粉之地,一條秦淮河,燈紅酒綠,是當時有名的風月場所。胡林翼年輕好玩樂,一下子就陷入脂粉陷阱中。這裡說皆借潤之為名,其實是胡林翼自己丟下新婚妻子不管,帶頭在外面花天酒地。陶澍對此不僅不加責備,反而吩咐帳房說女婿來拿錢花用,要多少給多少。

而後來胡林翼也不負陶澍所望,易宗夔《新世說》說:「...已而一操事權,頓改前態,刻苦厲行,摒絕絲竹。」在太平天國之亂時任湖北巡撫,襄助曾國藩平亂,以操勞過度在軍營中咯血而逝,與曾左李並稱清朝中興名臣之一。

這樣的知人之明,陶澍稱清朝少有一代能臣,的確不是浪得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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