幘（音同責，zé）
顏色的高下貴賤是文化的產物，而且隨時代不同而變動，源由還多是從上而下的決定，以做為身份品級的表記。綠色和其它非五正色的「間色」一樣，出現在各種身份表記之中，有貴有賤，往往還同時存在。同樣地，「綠帽」在歷朝間的意義，多有起伏，而演化成為現代漢語中對「配偶與人通姦」的代稱，也不過始於明朝。事實上，「藍帽」比「綠帽」還早獲得這份「殊榮」，卻由於明太祖的一個決定，得以倖免。
筆者不是研究服色的專家學者，僅就粗疏閱讀所得，做一歷史溯源探析。
顏色人定
對顏色的認知是生物感光器官數億年來演化及文明進化的結果。如狗和馬都有色盲，分辨不出某些顏色。而人類對顏色雖然可以分辨，但在有語言文字之前，並無法表達對顏色的認知；在有語言之後，也不是馬上對那自然界繽紛的顏色都有明確區別，而要等到語言文字逐步豐富起來，才能逐步建立顏色的文化體系。如殷商甲骨文卜辭中有八個跟祭祀有關的常見顏色，其它顏色的字就少很多；而到了春秋時期，據考證已有二百八十多個跟顏色有關的字出現。
就如「青」這個字，在殷商甲骨文裡是不存在的，始見於西周中期的金文。這很容易引起疑問：難道這舉頭可見的顏色在甲骨文中不存在嗎？據考證，甲骨文中常見有「幽」這個顏色，且偶爾會和「黑」字在同片甲骨上出現，兩者不太可能同指黑色。最可能的理論是「幽」這個色就是後來的青色，經過語言的演變以及「青」字的出現與取代，後來才變成黑色系的顏色之一。
再者，顏色文字的演化本身並無定向，決定方向的，往往是由上而下；但以當時政治的控制力及生產力，即使有從上而來的規定，也無法完全貫徹。如殷商尚白，周尚赤，都是有祖先崇拜的歷史原因；而一般稱先秦以青白赤黃黑五色為正色，其餘為間色，主要是表現在禮服上，並非所有服飾都如此。《史記・秦始皇本紀》提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採行五德終始說法，以水德代周之火德：「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這衣服尚黑應該只及官吏，更可能僅限禮服，而軍中僅限旄旌節旗。為何？秦國軍隊以農民徵兵組成，國家僅提供武器鎧甲，軍官和士兵的衣服自備，自然不會有統一的顏色。秦陵兵馬俑裡衣服五顏六色，也看不出有以顏色區分等級的情形，區分軍階高低的是軍吏（軍官）戴的幾種不同的冠及不同繁複程度的鎧甲飾紋，士兵則不戴冠且鎧甲不帶花紋。衣服的顏色粉綠最為普遍，不管是軍吏或士兵都用於上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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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王春燕〈五色觀與秦俑服裝色彩搭配・圖一〉改繪加色。 |
顏色之高低貴賤既然是由上而下的決定，那自然也很容易地會被上位者改易。《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 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這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最好例子。
而這好紫的風氣，顯然也不曾真正遏止。《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也。」孔子生於齊桓公後約一百年，老夫子對間色之紫取代正色之朱（赤）表示不滿，感嘆禮樂崩壞，卻也無能為力。其實，這感嘆不過是孔子自己恢復周禮的理想破滅而已，別忘了，春秋時期正是追求思想解放的時代，沒有禮樂崩壞，何來百家爭鳴？
綠衣悽悽
相較於「青」字始見於西周中期的金文，「綠」字反而出現在更早的甲骨文。左系右彔，這個彔指的是用於打水的細口尖底瓶，系即綁住瓶口的繩子，所以最早的「綠」可能沒有顏色的意思，而是「緣」。到了戰國時期的楚系簡帛文字中，綠字已經演進出更多的筆畫，在應用上，指的也是顏色。
如，《詩經．邶風．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裹。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悽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對這首詩，兩千年來有不少爭議。一派認為是衛國王后莊姜所作，以西漢《毛詩序》為代表：「〈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這個說法，本身有不少問題。如「綠兮絲兮，女（汝）所治兮」兩句，《毛詩序》的解釋怎麼看怎麼彆扭。諸侯的妾室再不堪，也不會去自己染綠紡紗。「絺兮綌兮，悽其以風」兩句更是難以自圓其說，因為，貴族不會去穿平民的葛布夏服（絺、綌）。
可是，《毛詩》做為後來的官學，還是有不少學者遵循這正統解讀。東漢鄭玄不但附合其說，更將「綠」字硬改為「緣」字，認為是「緣衣」，即諸侯妾室之服，本是黑衣白裏，卻穿成黑衣黃裏，非禮僭位。鄭玄此舉的動機，可能是因為無法解釋為何會有人穿成「綠衣黃裏」。因為，諸侯夫人穿的「鞠衣」是黃衣白裏，妾室要僭越的話要不是直接穿黃衣白裏，否則就是黑衣黃裏，以能夠使用正色為目標。穿綠衣不但不是僭越，反而把自己降級了。
宋朱熹《詩集傳》雖懷疑此詩不一定是莊姜所作，但仍遵循《毛詩序》說法，稱：「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要注意的是，朱熹說的是儒家復古思想中五正色與間色貴賤的分別，間色（五正色外的其它顏色）有千百種，紺、紫、緅、黛、翠、紅、綠等皆是，並非單一顏色為賤。
另一派回歸文字本身，認為是悼亡之作：看到亡妻裁製的衣服，睹物思人，憂傷不已，情思綿綿，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悼亡詩。這個說法更直覺，更貼近人心，比《毛詩》裡一本正經，把許多至情至性的民謠都要附會成言志諫諷要更讓人感動。而若以悼亡之作來看〈綠衣〉詩，各段的意思不解自明，更不需要牽強的比附，一切豁然而通。詩人在悲涼秋風中還穿著葛布夏服，沒人照料更換，看到亡妻染綠紡紗製成的衣服，回想故人的知心體貼，黯然淚下。現代學者多同意質樸見情思的悼亡說。
近年來，更有新的證據支持悼亡說。2001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開始出版，目前已有9冊，有許多新發現的文獻。這些竹書寫成時間大約在公元前300年的戰國中晚期，其中一篇《孔子詩論》是否真是孔子弟子對孔子教授《詩經》的追記，還無定論，但是其本身做為戰國時期討論《詩經》之代表作的價值卻無可置疑。
《孔子詩論》中第16簡和第10簡提到：「…….〈甘棠〉之褒，美召公也。〈綠衣〉之憂，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獨也。子曰：『吾以葛蕈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一本夫葛之見歌也，則（16）〈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褒，〈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動而皆賢于其 初者也？……（10）』」
這裡就非常清楚了，戰國時的《詩論》認為〈綠衣〉是對故人的憂思之作，完全沒有西漢《毛詩序》比賦諷喻上下易位的半點影子。所以，〈綠衣〉做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悼亡詩，應是實至名歸。
綠為官色
在這即景生情的出場之後，綠色做為眾多間色之一，在歷史中有過許多不同的象徵意義。
有些研究古代服裝的教科書稱：「秦朝規定，三品以上官員綠袍、深衣，庶人白袍。」似乎一下子把綠色地位提高許多。可惜的是，這個講法很有問題，因其源自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袍衫》：「秦始皇三品以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絹為之。」馬縞所在年代去秦始皇超過千年，這之間沒有任何其它史料或文字可以佐證。而且，此說有很基本的錯誤，因秦朝沒有三品之說。官職分品始於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秦漢時沒有幾品幾品的說法。所以，此說應是不太可靠的孤證，不足為據。
秦朝尚黑，官員服飾應該也是黑色，但這只會是主色，會使用其它顏色做為服飾的一部份來區別官階等級。雖然沒有明確資料，不妨參考因襲不少秦制的漢朝。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裡明說沿襲秦官，最高層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前後左右將軍，皆金印紫綬；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漢初劉邦沿襲秦朝水德，尚黑的傳統一直到武帝時才改為土德尚黃，所以這以印和綬帶顏色分辨官階的方法，很可能也和秦朝一模一樣。
不過，《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提到很獨特的差別是：「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綠色成為百官之首的相國標誌！
《東觀漢記・車服志》寫得就更詳細：「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白，純綠圭。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紺，純青圭。四百、三百、二百石黃綬，一采，純黃圭。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圭。」
隋唐承繼九品中正制度，官職分品，而服色上，綠色仍佔有一席之地。《隋書・禮儀志七》：「三公，綠綟綬，四采，綠黃縹紫，純綠質。」不但綠綬還是最高級官員的服飾，綠袍更進入官員等級系統。《舊唐書・輿服志》：「貞觀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緋，六品、七品服綠 ，八品、九品服以青，帶以鍮石。」這裡的品級不是職事官的品級，而是散官的品級，並不一定一致。唐代官吏頭銜分散官、職事官、勛官、爵位、差遣等等，散官就相當於現代的銓敘等級，散官等級決定官員的服色，而不是職事官等級。如杜甫一生潦倒，最後官銜是劍南西川節度參謀、宣義郎、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工部員外郎（從六品上）是職事官，但加了「檢校」就只是虛職；節度參謀是差遣，實際的工作，但無品；宣義郎是散官，從七品下；所以杜甫的官袍服色應是綠色。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誰最多？ 江州司馬青衫濕」，江州司馬是從五品下或正六品上，也不算低，但是他的散官僅是從九品下的奉祀郎，只能穿青衫。
綠色做為中低級官員公服顏色，自此沿襲下去一千多年。《宋史・輿服志五》：「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 ，九品以上服青。」宋神宗時把青色剔除，綠袍成為七至九品官員的公服：「元豐元年，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 ，笏以木。」這也是指散官品級。
《元典章・禮制二》規定，一品至五品紫羅服，六品七品緋（深紅）羅服，八品九品綠羅服，青色也被排除。服色品級不限於散官，而是看職事官和散官兩者之間那個比較高品就適用哪個。
明代官員服飾分朝服（典禮用）、公服（朝參用）、常服（辦公用），服色品級又回到跟唐朝一樣以散官為準，但跟唐宋稍有不同的是，散官品級在職事官品級升貶之時，也隨之升貶，比較不會有唐宋時兩個品級差距甚大的情形。而《明史・輿服志三》規定公服顏色是：「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未入流雜職官，袍、笏、帶與八品以下同。」後來又在胸前加飛禽走獸的圖樣來識別品級（「衣冠禽獸」成語的來源，原無貶義）。常服和公服一樣，只是配戴的飾物和帽子不同，公服是展角幞頭，有兩根往兩側延伸的細長展角，而常服則戴圓翼烏紗帽，也是最常見的明代官服。另外，常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所以在《甲申十同年圖》中，幾名二品尚書穿青色常服，三品侍郎穿綠色常服。
有論者將綠袍為明朝低品官員服色做為論據，稱此為歷朝綠色低賤之證，此言真正是不知所謂。綠色公服常服品級再低，那也是官──如：國子監丞、六部照磨、府經歷、縣丞（正八品），詹事府清紀郎、布政司照磨（從八品）、縣主簿、省三司照磨檢校（正九品）。尤其如地方上的縣丞、主簿，更是掌握了跟百姓息息相關的行政事務，若說這些官員低賤，真不知做此言者要將一般百姓置於何等地位？更何況別忘了官僚本質，若尚書、侍郎穿青袍、綠袍常服辦公，同一機關裡的各司長及其屬下如郎中、員外郎、主事（皆五、六品），還敢穿青袍辦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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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十同年圖卷》，部分，1503年，北京故宮博物院 左起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兵部尚書劉大夏、戶部右侍郎陳清，皆穿常服 |
綠為帝色
檢視明朝官方對顏色的規定，可以發現，現代一些對顏色的認知，大致都是在明代成形的。
如皇帝器物服飾用的黃色，在隋之前是沒有專用的。而隋文帝楊堅喜歡赭黃（又稱拓黃），到唐代就開始慢慢成為皇家的專用色。《新唐書・輿服》：「舊制，乘輿案褥、床褥、床帷，皆以紫為飾。天寶六載，禮儀使太常卿韋縚奏請依禦袍色，以赤黃為飾。從之。」
不過，管制的僅限於這種赤黃的顏色，其它色調明度的黃色則沒有限制，因為黃色染色容易，百姓普遍穿黃。唐太宗時規定官員妻子服色按照丈夫顏色，但也可以穿黃。高宗時更放寬各級官員朝參時穿黃色也行，結果發現一般百姓也穿黃色，造成混淆，後來又改了規定，官員出行不得穿黃色。《唐會要・卷三十一》：「上元元年……庶人服黃、銅鐵帶、七銙。前令九品已上朝參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延服黃夜行，為部人所毆。上聞之，以章服紊亂，故以此詔申明之。朝參行列，一切不得著黃也。」
宋代開國著名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套到趙匡胤身上的，自然也是楮黃袍。元歐陽玄《陳摶睡圖詩》：「陳橋一夜柘袍黃，天下都無鼾睡床。」蘇軾《韓幹牧馬圖詩》：「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宋代「官家」（皇帝）穿拓袍，無可置疑。
到了明代，對黃色有更多管制，而皇帝龍袍楮黃、明黃都有。清朝時終於明定明黃為皇帝御用服色，金黃為皇太子用色，其它黃色則是王族顏色。
以帝皇好惡影響顏色等第的，還有紫色。紫色從隋唐以來近千年都是象徵最尊貴的官員等級，卻被明太祖一詔除名，官、民都不能使用，變成皇家專用。《明史・輿服三》：「二十四年……又令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官吏衣服、帳幔，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何故？「惡紫之奪朱」啊！有此忌諱，所以官、民都不能用；皇家自用倒沒有關係，反正不管怎麼奪，也還是朱家子孫的天下！
然而，明朝皇帝可能表面上崇赤重黃，私下卻很崇尚綠色。在十多名明朝歷代皇帝中，有九名的全身畫像是坐在綠色的龍椅上。據推測，這可能始於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朱棣篤信藏傳佛教，而密宗有五方佛的說法，其中北方不空成就佛能以大智慧成就一切如來事業與眾生之事業。朱棣在北京以劣勢兵力起兵，遇過不少困難，卻都履險如夷，終於奪得皇位，恐怕他心裡都認為自己是不空成就佛的俗世化身。綠色是不空成就佛的代表色，他畫像坐在一張綠油油的龍椅上，恐非偶然。而他這支的子孫，也只能跟著打下江山的祖宗坐綠色龍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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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綠龍椅、楮黃袍 |
綠為民色
從綠色出現於官服一事可知，綠本身並無貴賤，跟其它顏色一樣，在特定的服飾上出現，只是區分執掌而已。如漢時廚師戴綠帽，車伕戴赤帽，縴輿輓輦的人戴黃帽（王莽有黃衣力士三百輓華蓋車），若說廚師戴綠帽則綠賤，那麼赤、黃何得不賤？
其實除了禮服公服之外，在漢朝的權貴豪富早已經不管禮制禁令了，像綠色這種讓人感覺愉悅自然的顏色，平常用起來自然百無忌憚。
漢成帝因為權貴外戚近侍奢侈過制，影響官員百姓風氣，下詔要他們反省改進：「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可知公卿列侯等也常使用青色綠色，並不覺得它們是賤色。
《後漢書·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馬皇后是馬援的小女兒，生性節儉樸素，看到后妃娘家來謁見的絡繹不絕，就算駕車的平民車伕也是戴綠色袖套，領子及袖子這些容易弄髒的地方都襯以白邊，回頭看看自己車伕的服飾，感嘆遠遠不及。用不耐髒的綠色和白色做為車伕的服飾算是奢華的話，那綠色在當時就不是什麼太低賤的顏色。
到了隋唐，綠色成為堂堂公服的顏色，一般人對綠色更不會有反感，反而還有平民偷穿綠色的，《唐會要，卷三十一》：「（開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詔……如聞內外絕無官者。皆詐著綠，不以為事。」當然了，朋友間餽贈更不以為辱。
唐朝白居易與元稹是摯友，時相唱和。一次元稹送了白居易綠絲布和白薄紗布，白居易妻子製作成綠衣白褲後，雙方以詩相酬答。
白居易，《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褣見寄製成衣服以詩報知》：「
綠絲文布素輕褣，珍重京華手自封。
貧友遠勞君寄附，病妻親為我裁縫。
褲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
欲著卻休知不稱，折腰無復舊形容。」
元稹，《酬樂天得稹所寄紵絲布白輕庸製成衣服以詩報之〉：「
湓城萬里隔巴庸，紵薄綈輕共一封。
腰帶定知今瘦小，衣衫難作遠裁縫。
唯愁書到炎涼變，忽見詩來意緒濃。
春草綠茸雲色白，想君騎馬好儀容。」
綠色就如許多其它間色，本身色感之美引起人的喜好。除非以外力影響塑造，否則不會指涉額外的意義。
綠帽之源
漢語文化裡，「（戴）綠帽」一詞的特殊象徵意義出現的時間很晚，實際在明朝才開始。在這之前，並沒有這樣的意味。
史書中綠帽的第一次出現是在《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主劉嫖五十餘歲寡居，與董偃私通。董偃十三歲時跟母親入劉府賣珠，被劉嫖看中，養在府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愛得不得了。劉嫖既是漢武帝劉徹的姑姑，也是丈母娘（她生了「金屋藏嬌」典故中的陳皇后阿嬌），影響力很大，長安權貴也跟董偃來往，稱他為「董君」。但這與公主私通終究是犯了漢律，董偃一直想要請劉嫖引見漢武帝，皇帝點頭，就無大礙了。其實漢武帝早就知道此事，一天到劉嫖府，戲謔地說要見「主人翁」（意即當家的），「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這一下不但免罪，還攀上漢武帝大腿，「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後來為東方朔諫止。
那麼董偃為何「綠幘傅韝」覲見漢武帝？綠幘是綠頭巾，傅韝是戴著臂套。結合館陶公主的唱名：「胞人臣偃」，可知董偃是打扮成廚師（胞人／庖人）去見皇帝。這很可能是因為禮制嚴謹，平民無法輕易見到皇帝，館陶公主要他換裝，在送上菜餚時順便介紹，卻想不到劉徹直接說要見董偃，而且馬上「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董偃去換衣服，館陶公主自己侍奉武帝飲食，正好說明了原本是要董偃上菜服侍的。
各家對「綠幘傅韝」這個裝束有不同的註釋。東漢應劭註 曰：「宰人服也。」唐代顏師古註曰：「綠幘，賤人之服也。」不少人斷章取義，直接稱綠帽早為賤人之服，此說大非。
《東觀漢記・車服志》：「廚人綠，馭人赤，輿輦人黃，駕五輅人逐車色。」可知綠幘是給準備膳食的人佩用，代表其職掌，並不是用以標誌其卑賤。東漢應劭就實事求是地簡單註釋說這是廚師（宰人）的服裝。另一方面，自然也會有士大夫認為，只要是不冠的平民都是卑賤的。就如出身名門望族的東漢蔡邕《獨斷》即曰：「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乍看之下，唐顏師古注稱這是賤人之服，也是難免，進一步思考，其實另有原因。且待稍後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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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宣化遼代張式卿墓壁畫，樂手臂上戴的即是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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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陽楊家灣西漢墓葬兵馬俑，戴武弁，額圍赤幘 |
幘之演化
古人蓄長髮，需要梳理編結成髻，再用笄（即簪）或細帶固定於頭頂。而隨著文明發展，開始在頭上加首飾區分身份地位。先秦男子首飾有冕、弁、冠、巾。冕為天子所戴；弁為有爵位的貴族所戴，以鹿皮製成，通常是兵事之服；冠是是士以上所戴，巾是一般平民戴的。東漢《釋名・釋首飾》：「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後人著之於頭。」這些首飾都是要配合頭髮紮髻而用的，巾也就是一般長形或方形布巾，將頭髮包覆綁住。
而幘這個首飾，是漢代才發展出來的，和巾不是同一個東西。西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 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
漢代之前有冠有巾但無幘，幘的前身是秦朝雄霸諸侯後給武將頭上加深紅布條，以彰身份。這是額外加上的首飾，武將原來戴的冠並未廢除，所以只能是布條之類。秦始皇陵兵馬俑頭上雖不見此布條，但西漢早期墓葬如咸陽楊家灣及漢景帝陽陵的彩繪兵馬俑中，不論是軍官或士兵都是戴武弁，前額束一條紅色布帶。《續漢書》中說的「題」就是額頭，幘原來是僅綁在髮際，後來漢文帝時增加寬度，蓋住更多額頭的部分。這赤幘大小的演變，也可從前述西漢彩繪兵馬俑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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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陵兵馬俑髮式，軍吏戴冠無幘。一般士兵結髻，右中士兵戴布巾包覆頭髮。從前一般認為此為後來的「介幘」，這些兵士持短兵器作戰，這可能是錯的認知。今年發表第三次挖掘結果，認為這些士兵應是持長兵器鈹在戰陣兩側，並戴冑穿甲，戴布巾方便戴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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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陜西咸陽漢景帝陽陵南區外藏坑出土的西漢兵俑，頭戴武弁，額圍赤幘。 |
除了士兵之外，漢初一些替官家執事者也綁上幘，代表職掌，也跟一般縛巾的平民區分。但到西漢中後期，已經變成「羣臣貴賤皆服之」。這原因，自然還是上有所好的結果。
東漢蔡邕《獨斷》稱：「幘，古者𤰞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至王莽內加巾，故言『王莽禿、幘施屋』。」
武帝玄孫漢元帝劉奭（shì）前額頭髮叢生凌亂（或許是皮膚病），戴冠時很難打理，就開始戴幘掩蓋，這下子眾臣景從。此時還是前額圍上布帶，中間仍然中空，上面還是要再戴冠。不過，既然上了檯面，幘的發展就很快，各種型制都出現了。到了王莽時，因為他頭禿，乾脆加一塊布把上面也遮蓋起來，「加巾施屋」，形成屋頂狀。到了東漢，幘變成介幘（介即屋頂形狀）或平上幘，都是有頂的帽子了。所以，幘之做為平民或卑賤之人的象徵服飾，到東漢時早已不成立；但以顏色分職掌，應該還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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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沂南北寨漢墓畫像，東漢晚期。進賢冠示意圖。顏題＋屋＋耳是介幘，梁＋展筩是冠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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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沂南北寨漢墓畫像，東漢晚期。左邊武官是「古時」（相對東漢）武官，武弁下的幘無屋，可以看到髻。右邊是東漢時的武官，武弁下的幘有屋，覆住髻髮。 |
綠幘為貴
不但這不良印象不存在，反而有另一種發展。董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傳奇故事，當時真是轟動全國，《漢書》曰：「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這些「輻湊」過來的人，難道不會把綠幘當成一個特別的象徵，好好地捧成一個流行？事實上，這個流行不但真存在，還成了一個典故。
南朝《文選．沈約．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匝樹，流嚶復滿枝。
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雁鶩陂。
遊絲應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曜，紫燕光陸離。
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泛羽巵。
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長袂屢已拂，彫胡方自炊。
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為。」
綠幘不再是平民卑賤的象徵，反而代表了富豪權貴子弟。三月三日上巳節的春游，洛陽子、長安兒們衣飾華麗光耀，映著皮毛光亮、色彩各異的駿馬，是何等意氣！
讀過沈約這首詩，那大概就不會誤解李白《古風》詩的意思了。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
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
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
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
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
投閣良可歎，但爲此輩嗤。」
詩題《古風》，通常可以當成是詩人諷喻或述懷，此詩也是如此。前半八句自「咸陽」至「及時」，講的是權貴寵臣驕恣自得；後半六句從「子雲」到「此輩嗤」，借用揚雄典故，投獻長楊賦未得用，後因涉事牽連跳樓不死，反為前述人等嗤笑，這就是明顯地感懷自身。
李白這首詩裡可以看到許多沈約詩裡的元素（春遊、咸陽、楊柳枝、暮色，駿馬、筵醉等等），更直接使用了「輕薄兒」和「綠幘」的典故。不過，此處「綠幘誰家子」，顯然不是指某人卑賤，否則語意就跟「賣珠輕薄兒」重複。這反而應當是光鮮亮麗的意思，也就是現代平常說法，先說某某人模人樣，瞬間一個「但是」轉折變成貶抑。解詩者有認為此處指的是楊國忠，那麼這個嘲諷之意，就很清楚了。備受恩寵、炙手可熱的紅人，出身不過如賣珠少年董偃一般，輕薄無行（按《舊唐書・列傳第五十六・楊國忠》：「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蒱博無行，為宗黨所鄙。」）。所以，這裡的「綠幘」，也不是卑賤之意。
接下來，唐朝顏師古注《漢書》時說「綠幘，賤人之服也」的緣故也就清楚了。因為，經過魏晉南北朝到了隋唐，新的首飾「幞頭」興起。幞頭很類似先秦的「巾」，只是整塊包住髮髻，後面打結下垂，後來更有各種樣式的「巾子」（zǐ）罩住髮髻做為幞頭造型的基礎，已經是普遍流行的服飾，官庶皆用，多為黑色；而冠幘已經不再流行，僅在極為正式的場合戴用。唐人很可能對幘已經沒有多少認識，反而以為幘是正式衣冠的一部份，而綠幘是權貴象徵。顏師古只好特別注明幘在漢初是賤人之服。這，也算是一種「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吧！
到了宋代，這種豪富子弟穿戴與市井小民混同的現象也不少見。北宋沈括《補筆談・卷二》：「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狀」字當從犬、當從大，因而搆訟。孫令褫去巾帶，紗帽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偏傍從大，書傳無聞；巾帽用青，屠沽何異？量決小杖八下。』蘇民聞之，以為口實。」戴紗帽而又爭字源，自然是有點身份地位的人家出身，一樣是戴屠沽之輩的青巾，並不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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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壁畫・儀衛圖。武士戴黑色幞頭，再包一條紅色三角巾構成的抹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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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壁畫・東壁客使圖。三名唐朝官員穿朝服（具服）接待外國來使。朝服是正式禮服，從緋色上衣及頭上的是武冠大弁平巾幘推測，可能是中書侍郎或門下侍郎，引外國使者晉謁監國太子李賢。 |
綠帽之禍
近代綠帽開始有不良的含意，可以說是濫觴於元代，不過，首先遭殃的不是綠色，而是深藍的青色。
《元典章・禮制二》：「娼妓之家家長並親屬男子裹青頭巾。」為何是青色？因為從宋神宗起，已經把青色從官服顏色中剔除，元朝也循宋朝慣例，以綠色為低品官服，青色被排除在外，沒有任何地位可言。而青、綠兩色同時出現於〈禮制二〉這一卷，明顯是兩種不同的顏色，不會混淆。所以，元代時，凡娼妓之家男子都需戴深藍頭巾，應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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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典章・禮制二》娼妓服色 |
到了明代，教坊司下的樂戶男子要戴青色或綠色頭巾。《明史・輿服志三》：「洪武三年定。教坊司樂藝，青卍字頂巾，繫紅綠褡愬。……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樂戶是賤籍，女樂女伶往往要陪宿，相當於官妓，而男樂師戴青色頭巾，男伶戴綠色頭巾，應該是循元代慣例。不過元代服制是所有娼妓之家的男子都要戴青巾，而明代這裡僅限於教坊司的樂戶男子要戴青色和綠色頭巾，私娼之家則沒有規定。
明朝初年雖然有此規定，到明代中期已經沒有人遵守了。就跟明太祖定下的許多庶民服制一樣，隨著時間流逝，也逐漸被淡忘。明萬曆年間謝肇淛《五雜俎・人部四》：「隸於官者為樂戶，又為水戶。國初之制，綠其巾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間尚以綠頭巾相戲也。」到此時，樂戶已經不再戴綠頭巾，但是這個「綠頭巾」的貶義已經流傳下來。
這個流傳範圍如何？其實地域可能不廣。考諸方言，「（戴）綠帽」的說法似乎僅存在於北京話中，各地方言裡，如台語、閩南語、廣東話、客家話，幾乎都沒有這樣說法。比如，台語稱媒介賣淫行業之人或妓女的男性家長為「烏龜」（小川尚義《台日大辭典》，1931年，第129頁），並無「綠帽」之說。再進一步思量，這應該跟地域有關：北京和南京是教坊司兩個衙門所在，樂戶也最多，尤其是北京。那麼在北京鄉里中留下這個影像，自是正常，而如福建、廣東比較偏遠的地方，隸屬樂戶戶籍的相對會少許多，這個綠帽的形象就不太容易流傳下來。只不知南京方言中是否也有「綠帽」一詞的蹤跡？
至於青色和綠色頭巾緣何被選定為娼戶男子頭飾，就目前看來，還缺乏合理有據的說法。
明嘉靖年間郎瑛的《七修類稿》引唐代《封氏聞見記》李封故事，認為綠頭巾自古早已有之。此說常被引用，其實立論基礎薄弱，不足為證。
唐代中期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卷九》「奇政」條：「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筆者按：此處敘事條理不諧，「吳」應為「吏」字誤刻；清代梁延年《聖諭圖像・卷十八》中收錄這句是：「……以定日數。著此服出入者」），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僭違。賦稅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
李封當延陵縣令時，若胥吏雜役犯有過錯，不予仗責，而是命令他們裹上碧綠頭巾照常辦事。當時官庶都已經普遍戴黑色幞頭，所以應該是包上一條碧綠的抹額。胥吏雜役戴碧綠頭巾到上級單位或鄉里辦差，自會被同儕詢問、百姓指點竊笑，由此激起其羞恥心，而能努力奉公、避免再犯錯。
近代教育也會用這種公示於眾的方式激發羞恥心，以同儕壓力矯正行為；相信不少人都有在教室內外被罰站示眾的經驗，不必多說。不過李封採取這樣的懲罰措施是為了矯正吏員行為，手段相對溫和。這碧綠頭巾，絕對不可能有如郎瑛的臆測一樣，說是代表了娼妓家屬。若真是如此侮辱下屬人格，那就不是溫和矯正，而是結下大仇。就正常情商而言，行此侮辱之舉的可能性很低。
再看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八》「綠頭巾」條的推論：「吳人稱人妻有淫者為綠頭巾，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綠巾以辱之，隨所犯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著此服為恥意。今吳人罵人妻有淫行者曰綠頭巾，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內裹頭，皆此意從來。但又思當時李封何必欲用綠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裹頭，以別貴賤。然後知從來已遠，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則深於樂人耳。」
郎瑛的論述邏輯相當混亂。首先，他沒發現封演書中把「吏」字誤為「吳」字，對「吳人」一詞照單全收，把唐代延陵（在今日鎮江）的「吳人」和明代杭州「吳人」（郎瑛住杭州草橋門）劃上等號。在沒有任何證據和有效推論演繹下，就直接說李封的故事即杭州本地人以綠頭巾為恥的由來，更說明代樂人以碧綠巾裹頭的制度也是因李封的典故而致，這已經是牽強附會了。最後，沒有引用任何出處，卻說是他讀到的春秋時典故，娼夫以綠巾裹頭。這種論述不僅不嚴謹，邏輯更是一塌胡塗。無怪乎晚清名士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批評郎瑛的書雖然收羅浩博，「然識見殊卑，筆亦冗拙」。
何況，郎瑛《七修類稿》裡所稱娼夫以綠巾裹頭的春秋典故，完全找不到來源，最多也只能跟前述五代馬鎬的「秦始皇三品以上綠袍深衣」一樣，當成孤證處理。清代翟灝《通俗編・卷二十五》討論綠頭巾風俗時說：「〔按〕七修說竟無從檢覆，其燕說哉？」認為郎瑛所稱春秋時典故查無實據，可能是郢書燕說之類的穿鑿附會。
總結
綠色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卑賤的顏色，從隋唐到元代，綠色一直是中下級官員的服色，還位列深藍的青色之前。而青色在元代，卻因上位者的命令，成為娼家男子的頭巾顏色。若非明太祖偶然的命令，恐怕今日說配偶有淫者會是「戴藍帽」了。
顏色本無貴賤，不過是可見光譜的一部份，是人心定其貴賤。而人心，又即容易被社會結構所左右，上位者隨興的一個決定，往往影響深遠。論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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